曾引起公眾質疑的“黃河女兒”宋慶齡巨型雕像

　　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各地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打造城市特色文化的需要，與城市廣場熱、地標性建筑熱相連，以城市雕塑為代表的公共藝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于是，風格各異、形體不一的公共藝術品如雨后春筍般迅速占據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公共空間。但近一兩年內愈來愈多的質疑與批評聲音逐漸暴露出中國公共藝術繁榮表象之下存在的諸多問題。究其原因，關鍵在于西方公共藝術基本是城市管理者、投資者（開發商）、藝術家和公眾等四方協作、共同努力的結果，但在中國上述四方因各自不同的權益訴求而對公共藝術的理解與認知遠未達成一致，許多公共藝術所必需的“公共性”與“藝術性”在多方權力話語的角力與博弈中喪失殆盡。在筆者看來，中國當下的公共藝術創作大致存有如下三重權力話語：

　　第一，政治權力話語。一般而言，公共藝術的立項和公共工程的召集往往由有關政府部門來承擔。政府部門根據城市發展總體規劃與美化公共空間的需要，確立公共藝術項目，然后以官方任命或公開招標的方式來選擇合適的藝術家進行方案擬定與藝術創作。公眾作為公共領域的享有者參與和監督方案的論證與工程的實施，政府則進行有效的監管和宏觀的調控。即是說，在比較成熟完善的公共藝術生產機制之中，政府機關在名義上是公眾意見和利益的代表，擔當公共藝術的召集人和社會資金的執行人。

　　由于公共藝術傳入中國的時間較短，在中國尚未確立成熟完善的公共藝術生產機制，有關部門往往會根據現實需要，從項目的設立、藝術家的人選到方案的確定直接予以落實，而無意間忽視了公眾的意見和要求，造成公眾聲音的缺席。當然，此類藝術在中國當下已愈來愈少。當下較為普遍的，是出于打造新型城市地標與城市文化形象的功能需要和招商引資的經濟考量，許多以公共藝術代表的城市文化建設盲目跟風，從宏觀的主題、風格到具體的材質、形制等皆依據上述標準來確定，使得一些公共藝術變成某種政績工程或形象工程。

　　第二，資本權力話語。公共藝術的工程資金來源除了政府的政策資金之外，大多數源自藝術基金會或企業的贊助和個人性捐助。但與西方相比，中國缺少名目繁多的藝術基金的支持，如果政府并不出資的話，只得依賴于企業、公司或私人贊助，而更為重要的是，企業贊助藝術項目，政府并不為其免稅。所以，中國的公共藝術項目，一旦企業或私人參與贊助，勢必潛藏著某種資本權力話語，在創作時必須充分考慮贊助商的“資本利益”或“公司形象”，否則企業或私人會認為無法得到預期的“回報”而選擇退出。如此一來，藝術家的創作自由度和公眾的集體意愿表達勢必受到極大的限制，公共藝術作品也因摻雜了過多的資本元素和商業成分而導致公共性與藝術性的降低，表現出明顯的商業化和同質化趨向。

　　所謂“商業化”，即是指公共藝術作品已超出單純的藝術品范疇，而成為一種帶有廣告宣傳意味或可供消費的文化商品。所謂“同質化”，是指公共藝術作品在資本邏輯的統一改造之下，喪失了其本應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和藝術家個人風格，而表現得猶如同一生產線制作的批量化商品。近年來，各地的房地產商為標榜浪漫舒適的西方生活品質，刻意營造居民社區的歐式風情和藝術格調，而在社區公共空間創設的眾多庸俗而雷同的西式古典雕塑，即是資本權力話語支配下的公共藝術敗筆。

　　第三，觀念權力話語。公共藝術家是公共藝術方案的提供者與實施者，其在公共藝術創作過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某種程度上，公共藝術家對于公共藝術的認知程度與創作能力直接決定了公共藝術的成敗。因此，公共藝術項目中最關鍵的環節便是公共藝術家的選擇。公共藝術家的選擇，通常包括公開招標篩選論證和相關部門直接委托兩種途徑。目前國內以后者居多，盡管該途徑簡便易行，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某些業余藝術設計者借助各種“關系”和渠道混跡其中，濫竽充數；其次，助長了某些藝術家的專家或精英主義心態。某些藝術家雖未有多少公共藝術實踐經驗，但因獲得政府部門的信任與授權，而在創作上表現得高度自信與極度自我。他們或是持守固有的創作理念，依然按照以往架上雕塑/室內雕塑的創作習慣，追求個人化的風格與自律性的形式表達；甚至直接以藝術精英自居，拒絕了解和聆聽公眾的群體意愿和審美需求，以至于某些所謂的公共藝術作品與博物館藝術或室內雕塑等無異，充斥著藝術家個人的藝術觀念與美學主張的表達，帶有強烈的精英化和個人化色彩，而與公共空間和公眾生活無涉，造成某種“視覺獨裁”和“觀念暴力”。

　　應該說，上述三重權力話語在中國當下的公共藝術創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各方為爭取自身利益或自我聲音的最大化而不斷強化各自的主體意志，這勢必構成對“他者”權益的侵犯與擠壓，最終無論哪一方勝出，或未能有效平衡各方的權益，都將造成對“公共性”的破壞，并最終導致公共藝術項目的失敗。所以，欲改善中國公共藝術的亂相與現狀，社會上下各方必須加強有效溝通，統一認知，齊心協力，共同致力于“公共性”與“藝術性”兼備的公共藝術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