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是于是之先生的誕辰日，這讓我又一次想起了他。

　　一直覺得，認識于是之，對于我是一個奢侈。所以奢侈，是因為我竟然那么近距離地和他聊過天兒，看他表演，與他同車遠行，還在北京人藝的院長辦公室里聽他和導(dǎo)演談劇本。這樣的機會太難得，太珍貴了，所以奢侈。

　　20多歲時的我，常常能面對那么多同齡的光彩照人的明星們，卻不瘋狂，有的只是當記者的冷靜和挑剔。可是，對于是之，我只有無條件地崇拜。崇拜什么呢？崇拜他用思想演戲。當他扮演《龍須溝》里的程瘋子時，他曾四處尋找曲藝界名流，拜訪落魄藝人，為眼角上的一絲細紋而苦思，并為此寫了6000字長的《程瘋子傳》。

　　他還這樣醞釀過一個角色：1984年，梁信的《赤壁大戰(zhàn)》準備開拍，于是之被謝晉選定扮演大政治家、戰(zhàn)略家兼詩人曹操。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wù)。為此，于是之認真研讀了《三國志》、《孫子兵法》以及其他有關(guān)曹操的論著，甚至曹操的詩文作品。他到河南許昌、洛陽，到安徽，前往一切與曹操有關(guān)的地方，參觀古跡，寫了一篇又一篇感受……雖然這部片子因種種原因未能拍攝，但于是之為角色所做的準備讓人嘆服又嘆服。

　　我看過他拍《洋麻將》時的日記摘抄，有這樣幾段：8月27日，左腿膝蓋有傷（指魏勃，《洋麻將》主角），老傷，或因踢球造成，左腳八字，因而拄杖。可能頸略向右偏……面部肌肉隨思想情緒，有一種（或幾種）不隨意的微動。（想到幾個朋友的臉，有的已作古）……不知為何，一幕二場魏勃說幻覺一段我準備時哭了，抑制不住，念一次哭一次……9月7日，昨晚拄杖去北洼路一帶練走一小時不到，有收獲。搖頭應(yīng)加進一起練……今天不去練，明晨去紫竹院，不攜杖練。魏勃也是先傷腿后攜杖的……

　　我不知道現(xiàn)在還有幾個演員能這樣去思考角色。我知道這是北京人藝的傳統(tǒng)和風格，我也知道于是之年輕時如何受他舅舅石揮《舞臺語》的影響，他一生如何潛心琢磨焦菊隱的“心象說”。記得上世紀90年代，我作為光明日報的記者隨于是之、徐曉鐘、田本相以及曹禺的夫人、女兒去潛江參加曹禺故居落成儀式。荊州花鼓劇團正將曹禺的《原野》移植成花鼓戲演出，彩排時，演員圍住于是之讓他指點，我旁聽到了他是如何逐一分析金子、仇虎和焦母等人物的：“不能直接地去演一個性格，不能一上臺就去表現(xiàn)一個‘狠’字，這很表面……她也有正常人的另一面，她有思想感情發(fā)展的脈絡(luò)。”他以自己的半生經(jīng)歷去啟發(fā)演員，他給他們講自己祖母對兒媳的虐待，講祖母對他這個孫子的疼愛，講祖母一個人時也會低低地哭泣……美國著名戲劇家阿瑟·米勒曾這樣對英若誠說：“你們的演員很少會在舞臺上用思想，但于是之會……”

　　他的幽默又常讓我感到樸素的智慧。有一次我問他：“您是喜歡穿中式衣服還是穿西裝？”我知道，別看他演的都是掌柜的或者《龍須溝》的程瘋子，但他還當過北大學(xué)生呢！他是這么回答我的：“冷天穿中山服，暖和，熱天穿西裝，涼快！”又有一次我對他說：“人們都說于是之就是人藝，人藝就是于是之。您怎么看？”于是之卻這樣說：“北京人藝的風格是在生活、體驗的基礎(chǔ)上追求鮮明的人物形象，就是郭沫若、老舍、曹禺三種不同風格劇目的演出，就是焦菊隱先生嚴肅的導(dǎo)演方法。”我服他了。

　　和于先生的交往，讓我無論在做人還是做事上都有了升華，他是人世間不可多得之人。我說我奢侈，還因為我存有于是之給我寫的一幅字，他的字很有風范：“愿與白雪共芳菲，丹梅同志正。于是之”。(作者原為媒體人，現(xiàn)居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