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蕾舞劇《阿萊城的姑娘》劇照
芭蕾舞劇《天鵝湖》劇照
中國舞蹈的蓬勃發展，從來離不開同異國舞蹈的相互交流；華夏文化的興旺發達，從來離不開與外來文化的取長補短。敢于敞開門戶，歷來是國力強盛、民族自信的表現，而由此導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則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結果——漢唐舞蹈文化的兩個高峰，新中國舞蹈事業的日漸繁榮，新時期舞蹈訓練、創作、表演、管理和研究的穩步發展，莫不是如此。
然而我們在充分肯定“洋為中用”文化方略帶來的豐碩成果的同時，也應清醒地記取一些教訓。
“洋為中用”的正負面效應
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來“洋為中用”，尤其是從蘇聯全面引進西方芭蕾的全過程，其正面效應是使新中國的舞蹈在最短的時間里崛起于世界舞蹈之林，論成就可謂奇跡般的輝煌。但負面效應也在所難免，尤其是在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后的今天，這些后遺癥可謂顯而易見：
第一點，我們在當時的強勢文化——繞道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引進的西方芭蕾面前自慚形穢，不僅忽略了中西文化特質和審美趣味之間的諸多懸殊，而且丟掉了中國民族舞蹈獨樹一幟的種種優勢，比如高度發達的手臂動作、細膩傳神的面部表情、形神兼備的審美標準、虛實相生的時空概念、以少勝多的道家哲學等等，而盲目地貪大求洋，一味地追求“大蹦大跳大制作”，篤信“舞劇是舞蹈的最高形式”這些典型的西方芭蕾美學觀念，從而導致了中國民族舞蹈的嚴重西化，甚至造成積重難返的勢頭——到目前為止，全國各地，從都市到城鎮，從內地到邊疆，無論舞團大小，不管師資優劣，中國的舞者們大多都是從芭蕾基訓中的“擦地”和“下蹲”開始一天日程的，而各地舞蹈院校科系在招生時，也大多無視自己招收中國民間舞、而非芭蕾學生的實際需要，盲目照搬了西方芭蕾對肢體條件的苛刻標準，以至于將大批極具表演天賦，但身材不夠修長的少年拒之門外；與此同時，各地的舞團則無論是否具有足夠的經濟和人才實力，都會按照雖然陳舊卻比較熟悉的西方古典芭蕾舞劇的模式競相大搞舞劇，致使真正能保留下來的精品力作為數寥寥。
第二點，我們在當時“親蘇反美”的特定政治環境下，別無選擇地、全方位地引進了蘇聯舞團的“大鍋飯”體制。這種選擇使得“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經過幾十年的惡性循環后，窒息了新中國舞蹈家的創造積極性，阻礙了舞蹈生產力的發展。
中外舞蹈進出口存在嚴重逆差
因為在引進外國先進舞蹈文化、輸出中國優秀舞蹈文化方面，我們至今沒有對中外雙方的市場需求進行過科學的調查、拿不出可靠的數據，更拿不出系統而全面的可行性計劃，并提供與之配套的經費。因此，即使是“相約北京”聯歡活動、北京國際舞蹈演出季、上海國際藝術節等幾個國內最大規模的舞蹈演出活動，在引進外國舞蹈方面也還是基本上處在某種因隨意而無序、無主題的被動狀態之中，更談不上有計劃、有組織地輸出中國舞蹈了。因此，在中外舞蹈進出口方面形成的嚴重逆差則是不言而喻的。而舞蹈，以其“非文字”的動作語言為本，本身是具有超越“文字”語言障礙功能的，因此，理應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中，得到更多的重視和使用。
多級資助的體制與政策尚未形成
進入市場經濟以來，由于政府、企業、個人的多級資助體制至今尚未形成，導致了藝術價值甚高但缺乏商業價值的項目，尤其是同發展中國家的交流項目逐漸減少，而帶有實驗性和探索性的當代舞創作，就更是難以得到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支持了。對比我曾多次應邀前往并頻繁在國內接待其舞團的法、英、德等歐洲發達國家，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示：在許多政府主辦的國際舞蹈節（比如我1998年曾去過的法國蒙彼利埃國際舞蹈節和英國紐卡索爾當代舞蹈節以及2000年、2002年、2006年我曾三次去過的法國里昂國際舞蹈雙年節等等）上，政府都極力推廣新崛起而并不成熟的當代舞的新人和新團。因為官員們確信，他們將是“未來主流”，因此，必須通過政府的行為加以扶持，并向海外推廣。而像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英國皇家芭蕾舞團、德國斯圖加特芭蕾舞團、漢堡芭蕾舞團這些早已馳名國際、并已得到國家巨額撥款、企業巨額贊助以及外國市場追捧的大型芭蕾舞團，則用不著推廣了。
或許，正由于發達國家的資源充足，其觀念也相應能夠跟上，而當代舞則因此得到較大的發展空間。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中國經濟GDP穩步增長，其總額達到世界第二的今天，對作為“未來主流”的當代舞及整個當代藝術，給予同步增長的關注和資金投入。事實上，在近年來的對外演出活動中，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國外的演出市場和主辦單位在看到中國當代舞的中國特色與國際水準之后，已不再像以往那樣，只要京劇、雜技和傳統歌舞了，而是急切地需要那些能與國外當代觀眾直接溝通的中國當代舞。這個買方市場的顯著變化，顯然值得我們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中給予足夠的注意。
資金匱乏難以請來“洋教頭”
盡管外來的當代舞已使包括民間、古典、芭蕾、現當代、國標和音樂劇這六大舞種在內的整個中國舞蹈受益匪淺，但至今依然沒有制定像20世紀50年代從蘇聯引進芭蕾那樣的長期引進“洋教頭”的計劃。
根據中國的具體需要，有計劃地長期引進“洋教頭”的行為，也只有廣東實驗現代舞團在1992年建團前的5年中發生過。而其他以外來舞蹈為基礎的教學機構和演出團體，比如北京舞蹈學院、上海戲劇學院舞蹈學院、沈陽音樂學院舞蹈學院的芭蕾、現代舞、音樂劇、國標舞這四大外來舞種的舞蹈系，比如北京、上海、沈陽、天津、廣州、蘇州、重慶的8個專業芭蕾舞團，以及廣東現代舞團、北京現代舞團、北京雷動天下現代舞團等等，則大多是坐等外國政府和文化機構的不定期“施舍”，以及香港企業家的鼎力相助，才能有外國舞蹈師資的“從天而降”。
令人鼓舞的是，近年來，由于中國經濟的穩步發展，教育部已經加大了對舞蹈等藝術教育的資金投入，像北京舞蹈學院這樣的重點舞蹈院校已經能夠連續三年，成批地選派優秀師資，甚至在讀研究生赴海外訪學；與此同時，北京市教委也已經能夠通過項目申請的渠道，給北京舞蹈學院購買版權，為復排西方芭蕾經典提供充足的經費，但面對中國目前700多個大學舞蹈系的龐大需求，這些資金投入依然還是杯水車薪。比如河南師范大學率先在2011、2012兩年暑期舉辦的“美國舞蹈節河南舞蹈大師班”，雖然在全國范圍內培養了數以百計的現代舞人才，其中的五位佼佼者甚至獲得了“美國舞蹈節”頒發的全額獎學金，但至今沒有得到各級政府或企業的資助，只是靠主辦它的音樂學院的辦學經費來勉強維持，因此，其未來令人擔憂。
最后，筆者想用一個巧合的個案，同國內文化同行分享自己的震驚與思考：我接到“美國舞蹈在海外”學會的邀請，以“上海國際藝術節”顧問的身份，去紐約參加一個主題為“美國舞蹈大搜索”的國際研討會。眾所周知，在文化藝術的推廣方面，美國的文化藝術素以“雅俗共賞”的優勢占領了國際市場的極大份額，但他們的舞蹈工作者，或許還有其他門類藝術的工作者，依然精心策劃了這種學術探討和市場拓展并舉的活動。筆者認為，他們這種不驕不躁的精神和永求進取的做法，值得我們研究和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