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索道醫生》劇照

　　在執導迎接黨的十八大重點影片《索道醫生》之前，長影集團導演雷獻禾最有名的電影是《離開雷鋒的日子》，當年這部講述雷鋒戰友喬安山一生的影片，不僅打破了主旋律電影不好看的“怪圈”，還取得了1996年度全國票房冠軍。16年后，雷獻禾又拍攝了一部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醫生鄧前堆為原型的影片《索道醫生》，將這位鄉村醫生平凡而偉大的行醫生涯印刻在了影像之中。

　　“怒江天險舉世聞名。在《索道醫生》故事發生的21世紀初，怒江沿岸的交通仍然極不便利，兩岸居民祖祖輩輩靠幾根溜索跨越奔騰的怒江，每年都有村民和牛羊等生畜在過索道時不慎落入江中。”雷獻禾說，“而我們影片主人公鄧阿木的原型鄧前堆醫生，在此地行醫28年，出診5000余次，行程6萬多公里，盡管遭遇過數不勝數的困難，竟從未耽誤過一個病人。”

　　而更讓雷獻禾感慨的是，鄧前堆非但沒有依靠行醫使自己變富，反而多次借錢給村里困難的農民，導致他的妻子骨折也無錢醫治。“于是影片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索道醫生’鄧阿木的妻子娜瑪葉在耕種時不慎摔斷肋骨，必須到省城醫治，需要兩萬元錢，鄧阿木發誓用三年時間攢足錢給妻子治病。然而由于當地農民生活貧困，鄧阿木經常不忍向他們收取醫藥費，甚至還拿錢幫助治不起病的村民，三年下來，錢沒湊夠，妻子只好離開他，跟哥哥、兒子一起去了昆明。村民們懷著歉意，牽著牛羊、豬仔，在索道邊挽留住了娜瑪葉。”雷獻禾介紹道，“十年后，在黨的關懷下，傈僳族自治州建起了大橋，溜索變成了旅游項目，娜瑪葉的病也治好了，怒江兩岸的居民們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醫療丑聞層出不窮的今天，雷獻禾認為把鄧前堆的故事搬上大銀幕意義尤為重大。“像鄧前堆這樣的鄉村醫生，在怒江兩岸有145名，他們的職業精神是那樣難能可貴，以至于他們已經成為了我國‘老少邊窮’地區和諧發展的有力支撐。”雷獻禾表示，“我們這部電影就是要給他們立傳，讓觀眾走近他們、了解他們、記住他們。”

　　為了原汁原味地展示傈僳族自治州人民的生活，雷獻禾決定采用“原生態”的拍攝方式。“人們都希望吃有機食品、看自然景色，是因為只有這樣才會吃著放心、看著可信。我們拍電影也一樣，最難做到的就是真實可信。”鄧前堆說，“沒有真實可信的基礎，觀眾就不會認同你的故事和人物，更無法接受你想傳遞的情感和理念。一切輝煌的制作、燦爛的場景離開真實，都只會讓觀眾敬而遠之，這就是我們選擇‘原生態’這種表現方式的原因。”

　　于是，《索道醫生》中的所有演員都選自當地傈僳族、怒族等少數民族群眾，而所有人物的對白也都是傈僳語。“非職業演員能夠呈現出全新的人物狀態和生活厚度，以彌補我們創作者對生活體驗的不足，而純正的傈僳語則能夠讓故事顯得真實而生動。”雷獻禾說，“總而言之，我們一切以‘原生態’為創作準則，而真實，則是影片傳達情感、表達心境的唯一途徑。”

　　在由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舉辦的電影《索道醫生》研討會上，眾多專家學者也對影片予以高度肯定。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黃式憲認為，《索道醫生》是一部具有現代意識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老話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事實上，‘原生態’不一定就能走向世界，只有提升到現代性高度上的‘原生態’，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如果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只白描式地表現某個地區的風俗人情，那么它就只具有人類學上的意義，而不具備美學上的意義。”他還認為，“《索道醫生》的現代性，體現在它在表現鄧阿木感人事跡的同時，也極大地肯定了家庭的意義和倫理的價值，這是具有普世意義的觀念。鄧阿木不僅對病人負責任，也對家庭負責任，他不是一個‘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冷冰冰的英模，而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丈夫和父親。”

　　而在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胡克看來，《索道醫生》的人物塑造與雷獻禾的代表作《離開雷鋒的日子》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兩部影片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主人公不是一個單純的英模。比如《離開雷鋒的日子》，著重表現了喬安山內心的惶恐——因為與雷鋒之死有關，所以他最怕的就是被別人當成壞人，而他做的那么多好事，似乎都是在‘贖罪’。而《索道醫生》里的鄧阿木，也很怕自己成為村里‘最壞的人’，他唯恐對不起村民，更怕對不起妻子和孩子。”胡克表示，“這樣的主旋律電影，一下子就跟那些單純表現好人好事的電影區分開來了。創作者不刻意拔高英模人物，而是將他們的精神往‘下放’，讓觀眾獲得‘平視’英模人物的機會，這樣的話，觀眾就會覺得自己與英模是平等的，就會去關注英模的每個行動、思考英模的精神世界。這種人物塑造方式，不失為主旋律電影的一種成功創作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