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春望》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石壕吏》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兵車行》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月夜憶舍弟》

　　◎千百年來，杜甫受到世代景仰，正是因為杜詩所體現的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深沉博大的人文關懷精神。

　　◎他忠于生活、直面現實，在詩歌內容上，把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作為詩作的主要對象，“世上瘡痍”“民間疾苦”成為他關注的重點；在詩歌形式及風格上，盡力貼近民眾，直至倡導“口語入詩”。所有這些，為唐代詩壇，帶來一股清新的風，也為后世詩歌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紀念杜甫，就是要鄭重地表達我們對于歷史的尊重，對于先賢的景仰，對于文化的敬畏，對于未來的擔當。

　　今天，我們在這里隆重集會，紀念唐代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杜甫誕生1300周年。1300年來，時光流逝，歷史變遷，許多顯赫、喧囂一時的東西，都已煙消云散，蹤跡渺然，而杜甫及其偉大的詩篇，因其自身的價值和時代的需要，歷久彌新，成為矗立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長河的一座藝術豐碑，成為飄揚在中華民族歷史天空的一面精神旗幟。

　　文學藝術是時代的產物，其思想內涵、價值取向及情感表達千差萬別，而關注大眾，同情人民，是歷史上一切進步文化的重要標志，也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鮮明特征。千百年來，杜甫受到世代景仰，正是因為杜詩所體現的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深沉博大的人文關懷精神。公元751年，即天寶十年之后，唐王朝政風腐敗，民生凋敝，到公元755年，即天寶十四年，終于演變為安史之亂這場空前浩劫。在與廣大人民群眾一道顛沛流離的生活中，民生的艱辛、國事的衰微，令杜甫憂心如焚。這一時期，杜甫個人的境遇，艱難窘迫，慘淡灰暗，而他的詩作卻愈益沉郁頓挫，光芒逼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等警句名篇，震古爍今，迸發出思想的光輝。天寶之亂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也是杜甫思想和藝術新的起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理想的破滅，并未使其沉淪，反而促使他直面現實，走向人民。他變得冷峻、清醒，藝術方面的追求及趣味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詩歌從內容到形式，均發生了取向平民的轉變，從而開創了杜詩的全新境界。天寶十八年，杜甫離開洛陽前往華州，途經新安、石壕、潼關，安史之亂帶給人民的災難怵目驚心，他創作的《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疾苦與國家危機交織一起的深重災難。他為人民的疾苦吶喊，也為國家的危機呼號。從《兵車行》開始，到《麗人行》、《赴奉先詠懷》、《北征》、“三吏”、“三別”等詩章，杜甫的憂患情懷和愛國情緒，噴薄揮灑，撼人心魄。

　　愛國主義是一種美好而高尚的思想情感，也是一個歷史的，不斷發展的概念。中國傳統的愛國主義，儒家仁者愛人的思想蘊涵其中，憂國與憂民渾然一體，反抗侵略與匡扶正義高度統一，這種心憂天下窮且益堅的家國情懷和忘我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也是中國古代歷史長河中的進步之光。愛國主義思想的傳承，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中特別突出，而杜甫起了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誦讀杜詩，可以清楚地看到，《詩經》、《楚辭》及漢魏晉《樂府》對于杜甫的影響。他的懷國憂民思想，與先秦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精神，可謂一脈相承。而杜甫對后世的滋養和影響則更為重大而深遠。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到陸游的“位卑未敢忘憂國”，從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到抗倭英雄戚繼光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愛國主義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中，綿延不絕，升華更新，延至近代，終成為反抗侵略，救亡圖存，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澎湃洪流。今天，流淌在中華兒女血液中的愛國主義精神，依然保存著中華祖先的基因和氣派，同時，閃耀著時代進步的光輝。當代中國的愛國主義，以振興中華為宗旨，充盈著捍衛國家獨立主權和維護人民自由幸福和尊嚴的凜然正氣，又擁有熱愛和平，追求和諧的博大情懷，它與那種恃強凌弱的霸權主義，自視高人一等的民族沙文主義，狂妄狹隘的軍國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劃清了嚴格的界限。

　　杜詩傳誦千年，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固然在于杜甫淵博深厚的文學素養及其詩作特有的美學價值，同時，還在于他的現實主義及由此而來的詩作的史學價值。杜詩是一部用詩歌體裁寫出來的唐代由盛而衰的歷史。透過杜詩，可以真切地了解杜甫所處的時代。杜甫拓寬了詩歌創作的領域和道路，對后世的文學藝術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了后世公認的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其實，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具體創作實踐及作品中，往往難以截然分開。我讀李白和杜甫的作品，看似風格迥異，反差鮮明，沉思體悟，往往會發現兩人詩作中，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深層的統一。

　　杜甫生活在千年之前的封建社會，但時代的局限，傳統士大夫思想的浸染，也難掩其人民性的光輝。他忠于生活、直面現實，在詩歌內容上，把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作為詩作的主要對象，“世上瘡痍”“民間疾苦”成為他關注的重點；在詩歌形式及風格上，盡力貼近民眾，直至倡導“口語入詩”。所有這些，為唐代詩壇，帶來一股清新的風，也為后世詩歌的發展開拓了道路。時隔千年，滄海桑田。當今的文壇，生機盎然，豐富多彩，成就卓著，有目共睹，但某些問題與弊端也毋庸諱言。脫離生活的蒼白虛脫，缺乏真誠的欺情弄巧，味同嚼蠟的套話空言，為人們所詬病。“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所有這些，大抵都與遠離人民的生活、情感、審美趣味有關。文藝工作者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黨中央關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貼近群眾、貼近生活、貼近實際的號召是多么的重要和中肯。

　　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是中華兒女共有的精神家園。一部杜詩，既是藝術寶庫，又是思想寶庫。它對中國人格精神的陶冶和中國各門類藝術的影響，已經遠遠超越了詩歌的范疇，無數仁人志士深受杜甫精神的激勵，杜詩始終是他們為國家民族不懈奮斗的重要精神源泉。在國際社會，杜甫也是人類文化的不朽豐碑，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宣布杜甫為當年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杜詩還被翻譯成了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傳誦。今年，在杜甫誕生1300周年的時候，俄羅斯等國家、地區的文化機構和團體，也舉辦了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

　　唐代是中國詩歌的巔峰時代。李白和杜甫是繁榮唐代詩壇的杰出代表，分別被后世譽為“詩仙”和“詩圣”。他們的詩歌具有永恒的藝術魅力和不朽的精神價值，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寶庫中的璀璨明珠。這兩位享譽世界的偉大詩人，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杜甫祖籍湖北，生于河南，流寓四川9年，其中在成都寓居不到四年，但提到杜甫，人們總會想到杜甫寓居成都的草堂。在這里，杜甫留下了眾多的詩作，其中《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春夜喜雨》等，皆為千古傳誦的經典名篇。千百年來，杜甫草堂已經成為中華民族詩歌的圣地，文化的殿堂。昨晚，我再次去了杜甫草堂。夜色朦朧，流連于熙熙攘攘的游人和參觀者之中，我忽然想起俄國著名詩人普希金的詩句，大意是“我相信，在我墓前的小道上，將不會有荒草生長”。自晚唐及宋代以來的千百年間，杜甫草堂屢經修繕，每年人日（農歷正月初七）祭祀已成慣例定規。新中國建立后，成都杜甫草堂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單位，受到了很好的保護。草堂的庭院里古樹參天，小道上沒有荒草生長，有的只是千百年來，絡繹不絕參訪者在小道的石板上留下的深深淺淺的足痕。值此杜甫誕生1300周年之際，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聚會于此，緬懷杜甫，仰望先賢，深感歷史的悠遠、民族的驕傲、文化的神奇。

　　文學藝術是時代的產物，它的發展并非是臺階式的遞進，而是一條蜿蜒奔流的長河，一幅群峰聳立的畫卷。回顧歷史，將會進一步激起我們對于創造中華燦爛文化的祖先及先賢們的景仰之心和崇敬之情。同時，也會促使我們意識到，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也終將會成為歷史。文學藝術工作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坐標，從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角度，來審視我們的思想和工作，也許有助于我們真正認識文化的價值和意義，真正理解文化的自覺與自信。

　　今天的中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正處在一個偉大復興的時代。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發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偉大號召。全會還明確提出，要深刻領會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要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中，涌現出眾多的思想先驅和文化泰斗，他們給予我們這個民族自立于世界的驕傲與榮光，也給予我們走向未來的信心和力量。杜甫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杰出代表。紀念杜甫，就是要鄭重地表達我們對于歷史的尊重，對于先賢的景仰，對于文化的敬畏，對于未來的擔當。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將會銘記黨的教導，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植根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實踐，為繁榮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努力做出無愧于祖先，也無愧于后人的貢獻。

　　（本文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文聯主席孫家正2012年9月21日在“杜甫誕生13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