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意產業并不是萬能的，如果不從真正的文化建設出發，不從中國自己的本土道路出發，它會割傷我們民族文化復興的希望。

　　杭間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 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制造”在近20年中經歷了復雜的變化。它從一個讓人自豪的名詞變成尷尬和反思中國產品的形容詞，它是中國經濟從鄉鎮經濟模式開始快速進入全球化經濟系統的產物，但由于“中國設計”的缺席，“中國制造”墜入了低水平、為人做嫁衣的境況之中。

　　歐美各國的環保政策使我國制造業輝煌下的外患與內憂更加凸顯。從國際上看，遵循環保法規已不是一次性的個別事件，以短期糾正方式或以被動反應方式在產品中遵守環保法規，已使我國制造業疲于應付而逐漸失去優勢。從國內環境看，“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能源、資源、環境已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比較發達國家而言，中國的經濟模式仍然不是理想的，因為便宜的“中國制造”背后有許多問題，單從設計的高附加值來看，我們的便宜加工就是一個低層次的行為。設計界呼吁政府重視設計已經有些年頭了，但是從一些有關設計協會的生存狀況來看，依然是不被重視的。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一段時間，政府有關部門開始對包裝的高附加值加以重視，有了中國包裝藝術設計協會等組織的成立，以及各種各樣包裝雜志的創辦。但是30年過去了，許多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對設計的理解還仍然停留在包裝設計的階段，產業界片面追求利潤甚至矯枉過正，出現了繁瑣包裝，設計在社會消費層面產生了倒退。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產業界開始意識到通過綠色設計、綠色制造獲取“綠色利潤”，使我國制造業進入綠色發展通道，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綠色設計是面向產品全生命周期的設計。產品生命周期是指從原材料生產、產品生產制造、裝配、包裝、運輸、銷售、使用直至回收重用及處理處置所涉及的各個階段的總合。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家甚至包括中國很多大中型企業的企業家都認為，要把“中國制造”改造成“中國創造”，必須要靠設計，而且要創新品牌管理經營。進入21世紀，中國必須樹立自己的品牌，這個過程，就是中國由世界消費大國向世界經濟強國邁進的過程。

　　在這樣的前提下，通過文化創意產業來整合設計與產業之間的關系成為政府與企業間的一種共識。一時間，文化創意產業在中國已經遍地開花，媒體鼓吹不遺余力，政府提倡大張旗鼓，企業、街道、風景名勝區一起動作，讓人恍惚覺得中國的文化和產業已經有美好的未來。

　　但在熱鬧的表象下，很少有人去追究文化創意產業的本來含義是什么，人人都在說的這個詞更像是一種任意可以曲解的“真言”，各自向著有利于自己意愿的方面闡釋，從而達到某種目的。其實，在眾說紛紜的表述中，各國都有結合自己產業特點和利益的表述，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給出的定義似乎較為客觀：“文化產業指的是結合創造、生產與商品化等方式，去運用本質是無形的文化內容。這些內容基本上受到著作權的保障，其形式可以是貨品或是服務。”定義的本質是商業和文化互動下的“貨品或服務”，這是一個很有策略的表述，它把這個新興產業最具爭議的究竟是“文化”重要還是“產業”為主，通過最終的目標的描述“貨品或服務”給延伸了，從而避免了像歐美或日本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的姓“商”姓“文”的長久爭議。

　　現在看來，一個成功的文化產業項目推出后，最終都回歸到資本。如果說最好的設計是最受消費者歡迎的設計，那它同時也是給資本投入者帶來巨大利潤的設計。那些熱烈歡迎文化創意產業給文化帶來新生的人可能沒有想過，讓資本進入文化領域，永遠只是資本擁有者的策略而已。同時，在日益覺醒的社會大眾的理性面前，它更是一種妥協之舉。上世紀60年代中期歐美國家出現的“社會指標運動(the social indicators movement)”，是由于知識分子不滿當時政府的指標系統(如GDP)將社會發展簡單看成經濟產值的表現，而促使政府積極強調和發展“社會指標”，以彌補經濟指標所無法測量出來的問題，包括環境污染、生活品質、社會公平等。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學者們更認識到，一般指標系統無法充分呈現文化發展的現況與問題，因而修正社會指標系統倡導建立適合于文化發展的指標系統。于是，文化創意產業便成為各方都能接受的選擇。

　　但文化產業的本質并沒有因此而改變。由于“資本”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片面追求“剩余價值”的商品經濟的本能特性。例如所謂“好設計”是極大地調動人類消費欲望的設計，而不必考慮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節約和環境保護，手機讓人眼花繚亂的更新換代就是一個最典型的陰謀，很難說清楚是設計師成為資本家的同謀，還是消費者心甘情愿被宰割，還是大眾時尚的最可恥的異化。新馬克思主義德國法蘭克福學派以“文化工業”來批判文化商品化對文化的殘害，就是由此產生的有代表性的觀點。

　　“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在幾年前是有相當代表性的用語，這幾年雖然沒有人再提，但對于相當級別的政府官員而言，這種觀念依然存在，甚至根深蒂固，這就使得中國的文化產業的發展情形變得更為復雜，往往在一出轟轟烈烈的文化工程“開演”以后，不久就變了樣。而最具核心價值的“創造”的含義往往被視而不見。對傳統文化而言，它在現代社會的重生需要創造性發展，而不是“舊瓶裝新酒”。要做到這一點，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意義重大，美國人當年最早立法保護專利并定為重要的國策，是教訓沉痛后的結果。不如此，一個民族就不能有效地保護“創新”進而得到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創新”和“知識產權保護”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最重要的兩翼。但是，中國的文化產業對此的表現是軟弱無力和曖昧的。其結果，在贏得微薄得可憐的利潤的同時，既誤導了文化的消費者也使中國的現代文化有長久地淪為侏儒的危險。

　　不可否認，文化創意產業在改變“中國制造”的產業模式的時候，確實給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產業結構的改變、就業率的提高、文化品質的全球化等等，但應該看到，文化創意產業并不是萬能的，而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不從真正的文化建設出發，不從中國自己的本土道路出發，它會割傷我們民族文化復興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