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著協將起訴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教輔侵權，為會員追索稿費 作家“討薪”，誰來撐腰
宋 嵩繪
日前，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為會員撐腰，將對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提起訴訟，理由是出版社在教輔類圖書中未經授權使用作品，并拒絕支付稿酬。一觸即發的官司，不僅喊出“為作家討薪”的口號，也將作品版權的利益紛爭，再次推入公眾視野。
從稿費標準到授權證明，從操作流程到付費誠意，雙方針鋒相對、各執一詞。透過侵權之爭的硝煙，暴露出整個教輔市場隨意摘引、先斬后奏、欠費泛濫的侵權亂象。取證難、成本高、賠付低，這“三座大山”更讓權利人維權無門、徒嘆奈何。文著協與出版社的博弈，誰能笑到最后？面對禁而不絕的侵權痼疾，我們何時能看到治愈的曙光？
——編 者
爭議
文著協指責對方故意欠費，人教社要求先出示授權證明
在業內人士看來，文著協與出版社的這場官司，沖突的焦點在于“授權”。
據介紹，在著作權法中，教科書和教輔書有明顯區別。教科書刊登作品享有“法定許可”，即可以不經過著作權人的允許，先選用再付費。與之不同，包括教師用書在內的教輔類圖書不屬于“法定許可”的范疇，即必須事先獲得作者的授權，約定稿費標準后，才能編寫和出版。
“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為例，其20余種教輔選用老舍作品56篇，選用臺灣作家劉墉的作品15篇，經舒乙和劉墉確認，均未獲得他們的授權。”文著協總干事張洪波說，目前，包括舒乙和劉墉在內的一些作家已經明確全權授權文著協幫助他們處理被教輔侵權的問題。替這些作家追索稿費，則是文著協更直接的任務。
不過，對于故意欠費的指控，人教社卻大聲叫屈。“我們不是不愿意付錢，而是一直沒有作家的聯系方式，只能通過文著協這樣的平臺支付稿費。”人教社版權部主任張曉梅說，“但文著協必須先取得作家的授權，否則，即使我們支付了稿費，作家本人一樣可以向我們要錢。可文著協一直不愿意向我們提供授權證明。”她甚至認為，文著協這個平臺已經失去了應有作用，“我們最近一直試圖直接聯系作家，發放稿費”。
從表面看，一方追討稿費，一方愿意買單，爭議之處不過在于是否提供授權證明。但張洪波卻認為，人教社的說法只是托辭。“我們一直都把會員信息放在網站上，真假很容易查到。至于作家與我們簽訂的授權合同，屬于保密文件，出版社沒有權利要求我們出示。到他們真正支付稿費時，我們自然會提供相關證明。”
張洪波還透露，他曾經向某出版社提供過一部分會員的授權證明，結果發現這家出版社背地里慫恿作家退出文著協、由他們直接發稿費，這樣就可以省下向文著協繳納的管理費。
稿酬
出版社按千字30至100元付費，低價讓文著協難以接受
文著協和出版社的爭議，其實不只是授權。對于稿酬支付的標準，雙方也難以達成一致。
據了解，人教社確實曾通過文著協給作者發過稿費。而他們依據的標準是國家版權局1999年制定出臺的《出版文字作品報酬規定》——原創作品每千字30元至100元。只是這樣的價錢，讓文著協難以接受。
“按照法律規定，教輔書選用作品，應該與作者協商稿費。人教社不僅沒有協商，在事發后還堅持只按照與教科書同樣的低標準來付費，這不合法也不合理。”張洪波說。
若事先約定，作者是否愿意以如此低的價格授權出版社使用作品呢？在張洪波看來，這畢竟是未知數，出版社只談他們愿意支付稿費，爭議支付標準，“這是避重就輕”。
但張曉梅不認同這個觀點，認為稿酬雖低，卻符合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使用作品付酬標準可以由當事人約定，約定不明確的，按有關部門制定的付酬標準執行。“文著協指出的屬于約定不明確的作品，我們支付100元每千字，已經是按規定的最高標準在執行。”
亂象
教輔市場侵權泛濫，知情和取證成維權兩大路障
在教輔市場，鬧上法庭的侵權之爭只是“冰山一角”，其背后隱藏的諸多侵權亂象更為嚴重。翻開市場上琳瑯滿目的各類教輔圖書，有的選用整篇文章，有的摘引文章片段，有的進行隨意刪改。選用片段的，大都沒有出處、沒有篇名、沒有署名，而被刪減和修改過的文章也通常沒有注明。
“如今教輔市場比較亂，而且大多是一些民營企業在做。很多出版社都會與民營圖書公司合作，只提供出版書號，根本不管內容。而這些民營公司幾乎不可能去考慮作者的版權問題。”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吳偉光坦言。
即使作者想要討回公道，知情和取證成為橫亙在維權路上的兩大障礙。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市場上的各類教輔太多，作者不可能一一排查，如果出版社不主動通知，作者很難知道自己的作品被使用。而從發行渠道上看，如今很多教輔都有專門的渠道銷售，根本不會在書店出現。因此，除了專業機構，一般的作者很難找到自己作品被侵權的證據。
更普遍的情況是，由于版權觀念淡薄，很多作者根本沒有維權的意識。據說，隨著《教科書使用作品支付報酬辦法》（意見征求稿）的出臺，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教科書的選文并不是“免費的午餐”。但實際上，早在1990年著作權法誕生時，教科書使用作品就已不再免費。至于教科書與教輔的權益差異，更是極少有人明了。
高昂的維權成本，也讓很多作者望而卻步。即使知道自己的作品被侵權使用，相比于賠付極低的稿費，與出版單位糾纏所花費的精力顯然“得不償失”。
追責
侵權成本低維權成本高，利益誘惑讓出版社無視嚴規
選擇對簿公堂，被張洪波視為無奈之舉。據介紹，此前文著協已經與人教社方面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涉，卻遭到重重阻礙。“訴訟并不是目的，也不是解決問題之道。我們是希望以此喚起各出版社的重視。”張洪波說，“在遵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與我們合作其實對出版社是有好處的。這可以降低他們獲得作者授權的成本。”
相較于與作者一一交涉，集中通過文著協這樣的組織獲得授權，確實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保證出版時效。然而，在一些出版社看來，徹底繞過作者的“成本”會更低，獲得的經濟利益也要大得多。即使一些作者發現了侵權，也可能嫌麻煩而懶得“扯皮”、放棄維權。這樣的誘惑，讓很多出版社無視嚴規。
“按照目前的法律，侵權成本太低而維權成本太高。”吳偉光指出，“即使像文著協這樣將侵權案例集中提起訴訟，相對個人提起訴訟，也只能節省一些訴訟成本，能獲得的賠償仍然很有限。”
而在追責方面,也存在不小的漏洞。“目前中國的著作權法沒有懲罰性標準，只有‘填平性’標準，還停留在‘差多少補多少’的階段。”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王遷指出，這與發達國家存在不小差距。在美國，故意侵權的法定賠償額最高可達每部作品15萬美元，如果損失巨大且證據充足，法院還可判決侵權者按實際損失數額賠償，還要賠上因此獲得的利益。
“我國著作權法正在進行第三次修訂，提高了法定賠償標準，增加了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如果能夠順利實施，這將是著作權保護的一大進步。”王遷說。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