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和左拉
中國文聯網訊：1937年2月巴金回憶自己創作《家》的過程時說，他經過三年的醞釀，決定寫一部為那無數的無名的青年犧牲者“喊冤”的小說。“我要從惡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青春的青年。這個工作雖是我所不能勝任的，但是我不愿意逃避我的責任。”于是，他
向垂死的制度叫出了“J＇accuse”（“我控訴”）。巴金在這里使用的是法文，引用的是法國作家左拉的名句。當年左拉為德雷福斯伸冤喊出的一句話。
1894年，法國當局控告德雷福斯上尉犯了叛國罪，指責他向德國人出賣了機密，這是一場冤案，引起一些人，特別是作家和學者們的不滿。左拉積極投入為德雷福斯平冤的斗爭。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別是1898年1月13日發表在巴黎《震旦報》頭版的致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標題就是：《我控訴》。為此，左拉遭到反動勢力的迫害，說他觸犯了“誹謗軍官和當局罪”，判他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罰款。
巴金在左拉《我控訴》一文中看到了作家的道德力量和崇高的天職。
巴金接觸左拉作品比較早。24歲，他在法國巴黎、沙多－吉里、甚至在馬賽候船時的旅館里，孜孜不斷地讀完了左拉二十部長篇小說《盧貢－馬家爾家族》，還看過根據左拉的《酒館》改編的話劇等等。
巴金坦誠表示他崇拜過這位自然主義大師，尊敬他的光輝人格，但是他并不喜愛那二十部小說，盡管像《酒館》、《大地》等等都成了世人推崇的“古典名著”。他喜歡的是這位法國大作家的另外幾本非自然主義的作品，例如《巴黎》和《勞動》等。
巴金認為左拉的作品往往是壞人得志，好人受苦，正直、善良、勤勞的主人公，不管怎么奮斗，最后終于失敗，悲慘地死去，不是由于酒精中毒，就是遺傳作祟。巴金不喜歡這樣的結局。他說，他只在左拉的《萌芽》中看到一點點希望。
巴金不相信左拉小說中所表現的遺傳規律。也不喜歡他那種自然主義寫法，可是承認“他的小說抓住了我的心，小說中那么多的人物活在我的眼前。”而且，巴金認為左拉的作品總能引起他的創作的欲望，使他擴大自己的寫作計劃。早年他看了左拉的小說后，就打算把《滅亡》寫成連續的五部小說，前后再增加兩部，甚至連書名都想出來了。《滅亡》前邊加：《春夢》和《一生》；《滅亡》后邊加《新生》和《黎明》。
“文革”以后，1978年，巴金在《把心交給讀者》隨想錄中，不無激動地盛贊伏爾泰和左拉為維護真理與正義而斗爭的精神。1762年法國反動教會制造宗教迫害事件，誣告無辜的新教徒卡拉，判處他極刑。伏爾泰為此案件進行了有力的控訴，在整個歐洲激起憤怒的輿論。此后，伏爾泰在當時其他幾件宗教迫害和黑暗的司法案件中，也作了不倦的斗爭，平反了冤獄，使慘死者恢復了名譽，幸存者免于刑戮。
左拉為德雷福斯上尉的冤案斗爭，冒著生命危險替受害人辯護，終于推倒誣陷不實的判決，“讓人間地獄中的含冤者重見光明。”
巴金回憶自己在“文革”期間被關進“牛棚”以后，看見有些熟人在大字報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心中無限感慨，他說：“我朝夕盼望有一兩位作家出來‘干預生活’，替我雪冤。”又沉痛地寫道：“我在夢里好像見到了伏爾泰和左拉，但夢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虛，明知伏爾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1967年的上海，他們也只好在‘牛棚’里搖頭嘆氣。”
1980年3月24日他為《春天里的秋天》世界語譯本序中，又提到40幾年前的舊作中。敘述了一個朋友和一個少女的悲傷故事。“我替那一代的年輕人鳴冤喊屈，我借用了左拉的名句：‘J＇accuse’（我控訴！）”
左拉的精神鼓舞過巴金，左拉的“我控訴”指引過巴金揭露封建社會的罪惡，難怪他在歷數自己的老師時，把左拉列入其中。（高莽）
來源：2003年11月24日 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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