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 二十世紀中國的良心
中國文聯網訊 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0年考入成都外語專門學校。參加反封建的進步刊物《半月社》活動。為了追求光明,1923年和三哥毅然沖破封建家庭的樊籠,來到上海、南京,進東南大學附中,并參加了一些社會活動。1927年旅法在巴黎讀書,并開始了文學創作,
次年回國從事文學活動,“九·一八”事變后積極參加救亡工作。和魯迅有交往。曾任《文學季刊》編委,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與靳以合編《文季月刊》。抗日戰爭爆發后,和茅盾創辦《烽火》,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文聯二至四屆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收獲》和《上海文學》主編,曾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滅亡》、《愛情三部曲》(《霧》、《雨》、《電》)、《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戰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說《春天里的秋天》、《憩園》、《寒夜》,散文集《新聲集》、《贊歌集》、《隨想錄》（5集）。譯作有長篇小說《父與子》、《處女地》,回憶錄《往事與隨想》。（西蜀）
■巴金雖然早被公認為二十世紀不多的幾位文學大師之一,但他從來不認為自己為文學而文學,甚至不以文學家、作家自居,他認為自己的寫作全是為了說心里話,發出內在的呼喊。如他自述所言:“我現在的信條是,愛那需要愛的,恨那摧殘愛的。”
■巴金的文學選擇一開始就是西式的,率性的,涌蕩著二十世紀科學與人道主義思想的風范,半個多世紀以來,像覺新、覺慧、鳴鳳、梅表姐、汪文宣這樣的藝術形象已扎根在中國人心中,多少青年讀者正是從這些藝術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與鏡鑒,從而勇敢地跨出那叛逆、反抗與自身價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
■巴金晚年創作的思想漫筆《隨想錄》,是一部五卷本的懺悔錄,是對自身以及周遭問題的深刻剖析與大膽揭示。盡管與年輕時代的信仰已有所不同,但激情、坦率、真誠、善良、自律、真理的尋覓與維揚,仍然是巴金先生寫作的宗旨。《隨想錄》的發表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國文壇引發了一場歷史回顧與反思的熱潮,“說真話”成了全社會率行與喚吁的人格品質。
套用托爾斯泰評價盧梭的話“十八世紀全世界的良心”來形容巴金先生,那是一點沒錯的。生涯幾乎貫穿整個二十世紀的巴金,他曾是多少代青年的航標與動力。愛與恨,淚與血,人性、良知、熱誠,是巴金先生豐碑一樣的著述及其為人所表現出來的最鮮明的特質與基調。《愛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憩園》《寒夜》《隨想錄》……這永遠代表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與人文精神的顛峰之作,勢必如行星常運,放射出他永不熄滅的光芒!
巴金這個筆名得來,據專家研究,是因為先生青年時代酷愛俄國革命作家、思想家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人的著作,有心追隨之,故出此寓意。這個研究大致不錯,但據巴金自己的詮釋,意義稍有出入,他之所以取巴姓,則在紀念一位留學法國姓巴的北方同學。這位曾與巴金朝夕相處的同學因人生的苦悶在法國項城投水自殺了。這個消息曾使巴金非常痛苦,由此賦予永懷。
不管筆名如何得來,全世界的巴金讀者都知道,巴金重要的創作生命中所信奉的是人道主義與安那其主義。人道主義如今已沒有多大分歧,然而安那其主義一直爭議較大,也是巴金生命中一段時期遭遇麻煩或非議較多的辭源。“安那其主義”源出十八、十九世紀的民本主義與空想主義哲學思潮,常譯無政府主義。實際上巴金所信奉的無政府主義與當今人們常用的這個帶有貶義的名詞意義相差甚遠,安那其主義的本義是反對封建的強權與專制的禁錮,倡導一種理想的平等、自由、博愛、唯科學知識是尊的人際關系與生活。巴金為什么步入文學道路就找到了安那其主義的門徑呢,那正是由于他生長于封建的專制社會與舊家庭,在沉悶黑暗甚至充斥血腥味的精神壓迫中渴求身心的解放與健全,故而帶領他步入文學圣殿的首選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富有理想與激情以及俄國革命時期富有檢討與獻身精神的思想家、文學家。像羅曼·羅蘭、盧梭、福樓拜、赫爾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托斯妥耶夫斯基都是巴金崇敬的大師,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也對他“人類至上”的觀點有深刻的影響。而古典的唯美的傳統流派不為巴金所好,甚至被他揚棄。原因都在于他創作時代內心涌蕩著反抗的激流,如他自述:“我現在的信條是,愛那需要愛的,恨那摧殘愛的。”（《海行雜記》）
巴金雖然早被公認為二十世紀不多的幾位文學大師之一,但他從來不認為自己為文學而文學,甚至不以文學家、作家自居,他認為自己的寫作全是為了說心里話,發出內在的呼喊。(“我的每篇小說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號”)。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是為他胞兄寫的,那時他大哥深陷封建家族不能自拔,拿著自己的青春與生命做著無謂的犧牲,巴金希望大哥也勇敢地走出“家”來,做封建家族的叛逆,這些話他以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希望以情動人,打動胞兄的心。結果是小說無意間被朋友帶回國內發表了,雖然打動了不少讀者,大哥卻沉陷難返,不久終于自殺于家中。這給巴金創作的不朽名著《家》帶來了直接的動因。
巴金的創作心境一直是較為苦悶甚至是郁悒的,雖然他努力戰勝自己,排除脆弱,甚至內心時時呼叫著法國悲劇革命家丹東的名句“大膽,大膽,永遠大膽”來激勵自己,但是他不能擺脫封建社會與家庭自來投給他心靈的沉重陰影,他無法廉價的樂觀與浪漫,所以他的作品差不多都是悲劇的調子,如他自述:“一個黑影來掩蓋了我們的靈魂。于是憂郁在我們心上產生了。這個黑影漸漸地擴大起來,跟著他就來了種種的事情。一個打擊上又加第二個。眼淚,呻吟,叫號,掙扎,最后是悲劇的結局。一個一個年輕的生命橫遭摧殘。有的離開了這個世界,留下一些悲痛的回憶給別的人,有的就被打落在泥坑里面不能自拔……”(《憶》),這既是巴金心歷的苦難史,又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基調。
事實上巴金離開他的家鄉四川成都很早,十九歲那年拋家出走,東進上海求學,繼而負笈法國,以后除了有數的幾次返鄉探親,巴金差不多長居東方之都上海,從事他貫穿一生的文學著述、編輯工作。但短短的十多年家鄉生活親歷以及千絲萬縷的聯系,成為巴金生命創作中最為重要的核心素材與情感波瀾所在。
《雷》、《雨》、《電》、《家》、《春》、《秋》、《憩園》、《寒夜》、《憶》等,巴金小說、散文代表作,差不多都是描繪的封建家庭悲劇以及那里面的殉葬、掙扎與反抗。半個多世紀以來,像覺新、覺慧、鳴鳳、梅表姐、汪文宣這樣的藝術形象已扎根在中國人心中,多少青年讀者正是從這些藝術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與鏡鑒,從而勇敢地跨出那叛逆、反抗與自身價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巴金的文學已經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富有活力的人文風景之一與寶庫。可以說,一個沒有讀過巴金的讀者,他是不可能了解中國現代文學以及二十世紀舊中國城市家族倫常風俗與況味的。
雖然巴金的《家》題材極似古典白話小說《紅樓夢》,但風格上幾乎看不出后者的影響,原因如前所述,巴金創作的圭臬是文藝復興后期的歐洲革命文學而非傳統古典文學。雖然從小在母親身邊受到古典文學的熏陶,在兄妹同學間也得到傳統文學的營養,但巴金的文學選擇一開始就是西式的,率性的,涌蕩著二十世紀科學與人道主義思想的風范,這樣的選擇雖然使巴金的文學字句間少了些傳統的吟謳、圓熟與回味,卻給現代文學帶來一種全新的樣式與冶蕩的春風。正如四十年代的法國學者明興禮指出的一樣:“巴金小說的價值,不只是在現時代,而特別在將來的時候要保留著。因為他的小說是代表著一個時代的轉變。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無數的中國人所表演的悲劇,作者個人的經歷的敘述,在很多青年心中引起了共鳴。為什么《家》會有這樣的收效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她代表了中國大多數青年的自傳。”（見明興禮《巴金的生活和著作》）
這是非常切題的分析。事實上他說明了,巴金先生的文學選擇一開始就是和他的哲學人生思想選擇相吻合的,即拋棄、背叛舊有的貴族利益,以博大的精神與愛心投身與擁抱普通民眾,以含淚帶血的心聲來徹底喚醒他們。從而追求一個純凈美麗的平等世界。雖然這樣的努力在后來也曾遭人批評為“空泛的愛心與人類至上主義”,但在當時那樣的背景下,對巴金強求“指出道路”的導師的作用,那是不切實際的。文學的目的原來在于揭示問題、暢揚人性,不可能要求每個文學家都充當思想領袖的權貴。而巴金的作品,描繪出舊中國家庭的深刻悲劇,這就已經完善地表達了他作為作家的天分與良知。同時代的魯迅當時對巴金的評價甚允:“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巴金是一位終身筆耕不輟、勤奮高產的作家,但在后半生創作中,小說創作基本停頓,這可能一方面是社會變革要加以適應的原因,二方面是創作高峰逾越后的休整期。盡管創作生活重心有所改變,但巴金奉行的“要忠實地生活,要愛人,要幫助人”的原則始終未改。他不僅以不朽的著作為讀者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財富,且身體力行,無私地關心與幫助祖國的社會改革與文教事業,近二十年來,歷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在世界文壇享有廣泛而崇高的聲譽。晚年創作的思想漫筆《隨想錄》,是一部五卷本的懺悔錄,是對自身以及周遭問題的深刻剖析與大膽揭示。盡管與年輕時代的信仰已有所不同,但里邊仍然看得出濃重的法國大革命時代與俄國革命思想家的影響。激情、坦率、真誠、善良、自律、真理的尋覓與維揚。仍然是巴金先生寫作的宗旨。《隨想錄》的發表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國文壇引發了一場歷史回顧與反思的熱潮,“說真話”成了全社會率行與喚吁的人格品質。
巴金先生是現代中國的不多的文學大師、思想家之一,他以豐碩的文學成果以及一生坦蕩無瑕圣哲般高貴的人品,向世人證明了愛心的價值、真誠的偉大,以及天才的光芒,他的名字必將與魯迅先生等人一樣,長留青史,像北斗一樣在天空閃爍!（張 放）
來源 2003年11月21日 四川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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