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猶如一個輪回，仿佛命運安排，我今生注定與文聯有緣。因有小詩拙文，２００５年底，我的工作有了新變動，終于調任文聯，成為“半個文人”，正所謂“十年憔悴勤民政，誰料陡轉半文人。試想再一十年后，白發蕭疏更輕身。”
那是１９８４年的７月，我等待分配時期，到成都市文聯了解情況。當時文聯還在北新街口，接待我的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孩，她表示歡迎我到文聯工作，而我覺得，文聯所從事的，是非常神圣的事業，自己才疏學淺，讀書期間沒有發表文章，文聯是不會接納我的。但不管如何，總算與文聯有了一面之緣。
其實，我與文學結緣，應該是很早很早的事了。那還是“文革”時期，有一篇文章《我要讀書》很流行，是軍旅作家高玉寶的作品。高玉寶是苦孩子出身，因地主逼債而輟學為地主放牛。后來參了軍，學習寫作，終于有了《我要讀書》等作品。
“文革”時，我在小學自然有機會閱讀《我要讀書》，知道是一篇控訴萬惡的舊社會的文章，老師講課時，很多時候叫我們要珍惜新社會，要“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可是后來我也不幸輟學，過早地與土坷垃為伍，與豬糞牛屎為伴，在那糠菜大半年糧的日子，在那政治上享受“黑五類”子女、“狗崽子”待遇的日子，既懷念讀書的日子，更羨慕高玉寶。他尚有解放軍大學校的教育，可以讀書作文，能給我們留下一些當放牛娃時用蘆葦在沙土上寫字，在窗外聽私塾老師講課的畫面。我卻是真正連高玉寶都不如。我比他還小就失學，他當放牛娃，那在農村是輕松活，我在農村則是與成年人一道一天勞動１０小時以上。而如我輩“黑五類”子女，其日子比“黑五類”更難熬。所以，我反而向往高玉寶的生活。所以，我對《我要讀書》，對作家的概念、印象特別深，是印入腦際的那種。
參加工作后，成天寫公文，一寫就是２０年。偶一為之的，就是外出考察，就有了《越南見聞》、《黑河見聞》一類文章見報。這類紀實散文，提高了我的文學興趣，于是我不停地舞文弄墨。２００２年，成都市有關部門征文“成都賦”，我又屬于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就積極應征，總算第一次以當代文本以外的話語，來表達了對一個城市的熱愛。此文被一家刊物編輯偏愛采用，于是又有了舊體詩的創作。其間，我還通過雜文來表達對社會不良現象的撻伐。我本來生就尖酸刻薄，若于雜文過于歷練，將更不利于立身處世矣，于是停筆雜文。但文學夢想不斷，寫作讀書逐漸成為我的一種生活習慣了。于是更為神往文聯、作協。
天遂人愿，終于到了一個“金不換”的單位。于我而言，文聯是新工作平臺，履新則有新際遇、新動力，壓力也更大。
文聯文聯，有文才有聯，其質在文，其形在聯。文聯工作主要是聯絡、協調、服務，其實是“文藝系統小政協”、“文藝系統統戰部”，是“文藝工作者之家”。所以，我個人淺見，其主要職能是“團結、服務”。如果不懂行，不與文藝家心息相通，是搞不好團結與服務的。創作，既是文聯工作之一種，更是一種學習過程，是把握藝術規律與脈理的過程，更是通過作品與人們包括文藝家心靈對話的過程。所以，舉凡文聯工作者，他或有文藝“一技之長”，或對文藝情有獨鐘，或他干脆就是作家、藝術家。所以，創作已經成為文聯的一種工作方式。
于我而言，寫作已漸次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就像奶牛必須產乳，母雞必須生蛋，玉米必須結籽一樣；就像涓滴注細流，細流匯江河，江河奔大海一樣；就像春風催嫩芽，嫩芽初長成，長成開花結果一樣……
天道酬勤，感謝生活。集米成籮，集語成冊，近年來我先后出版詩集《素心》、散文集《家山北望》和學術專著《靈心詩性》。
工作、寫作良性互動，有了新成果，工作積極性則更高，主要是搞好“文藝工作者之家”建設，出作品，出人才。近年來，成都作家麥家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楊紅纓、李晉西分別獲冰心兒童圖書獎，羅彩文獲“小荷風采”金獎，鄒忠新獲第四屆“牡丹獎”終身成就獎等等。我們在２００９年４月底成功召開了市第三次文代會，會議展示了文藝事業發展情況及其成就，將推動成都的文藝事業更上一層樓。
（作者系成都市文聯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