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文代會召開之前，在國務院第一招待所召開了預備會，八一電影制片廠的代表有王蘋、王曉棠和我參加。為什么要開預備會？因為十年“文革”，我們這些“臭知識分子”、“黑藤上的黑瓜”被“四人幫”打壓、關押，什么罪都受過，一朝得解放，心里的陰影卻一下揮不去。第四次文代會之前的預備會議，主要就是讓我們有一段適應的時間。我記得預備會議期間開了無數次座談會，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由當時的電影局副局長丁嶠主持的。座談會上，大家都不發言，只是默默地坐在那。最后丁嶠說：“大家是不是還心有余悸呀？”大家不約而同地說：“是。”這是“文革”的后遺癥，大家不知道說什么。我在“文革”中被批為中央戲劇學院“大黑缸”里染出來的，十年中都被“四人幫”禁錮著，一下子讓我解放，我還解放不了。
這次預備會上，讓我開心的是見到了很多許久沒見的同志。中央戲劇學院的黨委書記李伯釗是我的老領導，經歷了“文革”中的各種批斗，腰腿都出毛病了，自己不能行走，每次開會，我都攙著她。當時，我們的心情就像“四人幫”倒臺后到天安門廣場扭秧歌一樣高興。雖然還不是太放得開，但畢竟有說話的機會了。“文革”期間就有人說：不要自殺，終有一天我們會見到太陽的。我們的確是見著太陽了。那次會上，侯寶林有個講話，把“文革”的苦難像講相聲一樣講出來，把我們樂壞了。他說，那時，我們是“牛鬼蛇神”，每次批斗會都為我們準備了大中小號的帽子，戴幾號帽子是要事先問的。帽子戴的時間長了，我就問，請示首長，我們是“牛鬼蛇神”，是不是讓我們趴著更好？——實際上是站的時間長，身體頂不住了。大家都笑了。那時是苦笑，現在覺得是好笑。
1979年10月底，第四次文代會召開了。小平同志的講話，我還記得很清楚：“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這對文藝界來說是一個號令，把文藝和人民聯系在一起，讓我們心里都暖了起來。大家在談論時，眼里含著淚，臉上露著笑。大家不愿意過多回憶傷心的往事，都在討論如何把十年的損失補回來。“文革”前，我38歲，正在拍一部反映野戰醫院醫生的電影《山鄉花正紅》，連外景都拍完了，“文革”開始后這部電影就不能拍了。從38歲到48歲，我的事業的黃金時間是一片空白。盡快投入工作，這不單是個人的想法，因為我們都是“螺絲釘”，我們要讓文藝這個社會主義的“齒輪”運轉起來。
（本報記者吳月玲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