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文代會是在１９７９年召開的，也是父親趙丹生前參加的最后一次文代會。
記得新中國成立前夕，父親作為電影界代表，參加了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在那次會上，父親還代表電影界上臺講了話。這個鏡頭是在１９８０年他去世后，為紀念他，由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高仲明導演的紀錄片《他還活著》中看到的。講臺上的父親是那樣的慷慨激昂，雙眼炯炯有神，充滿著對新中國文藝事業的希望與信心。后來，他果然在銀幕上塑造了一個個生動的形象：《李時珍》《海魂》《聶耳》《林則徐》《烈火中永生》等等，至今還深深地印在人們的腦海中。他真不愧是中國文藝工作者的一名杰出代表。
第二次文代會他是代表，第三次文代會他仍是代表。１９６０年，我有生第一次當上代表，與父親共同參加了第三次文代會。１９６３年，我剛從日本訪問演出歸來，國內正掀起大搞現代戲的高潮，父親正在籌拍電影《魯迅傳》，由于上海市委提出“大搞建國后的十三年”號召，父親要拍的《魯迅傳》幾起幾落后，終于不得不下馬。文代會后，我們父女雙雙投入現代戲：我與同行們一起下生活，積極創作演出大型舞劇《八女頌》（即《八女投江》）；父親下福建林區后拍了現代題材電影《青山戀》，直至他一生拍的最后一部電影《烈火中永生》……
１９７９年，第四次文代會召開了，中國文藝界終于迎來了第二個春天。劫后重生的父親再次當上文代會代表，我也十分榮幸地當上了代表，父女雙雙再次相聚在這次特別有歷史意義的文代會上。父女倆在會上見到許多劫后重生的老知己、世交，看到前輩們個個精神百倍，并沒被“四人幫”壓倒，一個個頑強地活了過來。我看到了舞蹈界的老前輩吳曉邦、戴愛蓮依然硬朗，我也看到了諸位大畫家劉海粟、常書鴻、華君武、黃永玉、丁聰等等。他們有的是我父親的老校長、老師、老友，有的是新交的畫友，還有其他多方面的藝術大師和知名人士。父親高興地把我帶到電影界白楊、張瑞芳、秦怡、于藍等阿姨的面前，一一問候，親人般擁抱。
父親又禁不住開玩笑，說：“還是我女兒行啊！一直說我要去美國領《林則徐》的奧斯卡特別獎，這下可好，老子沒去成，女兒倒是參加中國藝術團，代表國家第一次去美國訪問演出了。唉！老子不能不甘拜下風！”說得大家哄堂大笑，父親又習慣地掏出手絹擦拭他笑出的眼淚。
想知道我父親炯炯眼神的出處嗎？４０年代，父親被反動軍閥盛世才送進新疆監獄近三年，險遭槍斃，幸虧由周恩來、陽翰笙設法營救出獄。由于牢中常年光線陰暗，出獄后，一見陽光或受風，眼中常常含淚。十年浩劫，父親又遭“四人幫”迫害，冤獄三年零三個月，昏天黑地，更是煉就一雙“火眼金睛”。父親常開玩笑：“這一來壞事變好事，拍戲上鏡頭，眼睛更有神了，水汪汪、閃閃發光！”
第四次文代會使大家最振奮的是，親耳聆聽了鄧小平同志關于文藝迎來第二個春天的重要講話。講話如同號角，鼓舞著中國廣大文藝工作者，為奪回十年失去的藝術青春，為迎接即將來臨的第二個百花盛開的春天，加倍地奉獻！奮斗！
女兒比父親的命運好。第四次文代會后，我馬上參加了舞劇《寶蓮燈》的復排，隨后又帶此劇參加香港第九屆藝術節的演出。19７９年復排《梁祝》《西班牙舞》《長綢舞》，隨中國歌劇舞劇院小分隊在全國巡回演出（包括慰問廣西前線），共２９０場。１９８０年又新創主演了大型舞劇《劍》，隨后由上影廠拍成電影，相繼又舉辦了兩臺趙青舞蹈作品晚會……可父親，由于各種原因，再也沒拍成一部電影，三年后的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０日，他帶著他的銀色的夢：《周恩來》《魯迅傳》《李白與杜甫》《聞一多》《齊白石》……遺憾地早早離開了我們。但這三年，他為了迎接文藝的第二個春天，全身心地迸發出熾烈的愛，頑強拼搏，執著追求，直至生命終止。不能拍戲，就拿起畫筆，蘸上墨和各種色彩，在宣紙上畫了二百余幅畫，畫出了他對祖國和人民的一片深愛，畫出了他十幾年的藝術才智。他對上海、北京兩地戲劇學院的學生們講述他幾十年藝術創作的成功與失敗，將他畢生用熱血創造出來的“趙氏表演體系”傳給了下一代。他又廢寢忘食地書寫了兩本著作《地獄之門》和《銀幕形象創造》，把對人生和表演的總結獻給了后人。為了拍戲，他四處求領導，求同行編劇本，終于在19７９年年底和日本朋友簽署了合拍電影《一盤沒有下完的棋》的合同，他終于盼到再上銀幕了。但，這一切都已經晚了，病魔早已在扼殺他了。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他還念念不忘他心中的文藝春天，他向人們道出了他一生的感悟，一個藝術家的真諦：人活著或者是死了，都不要給別人增添憂愁；藝術家在任何時候，都要給人以真、以美、以幸福……
這寶貴的精神遺產，將激勵我們后人為祖國的文化藝術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而奮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