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小京的氣質里，書卷氣背后還有一種精明和謹慎——這緣于他的雙重身份：書法家和拍賣師。作為書法家，戴小京是“海派”書法的代表之一；作為拍賣師，他參與了新中國的第一次書畫拍賣，至今仍被稱為“中國最優秀的書畫拍賣師”。改革開放后逐漸涌現發育的書畫市場浪潮，在戴小京的人生經歷中得到了生動鮮活的體現。
記者（以下簡稱“記”）：首先談一談您書法家的身份吧，“文革”后，您考入的是中山大學中文系，之后怎么又走上書法之路呢？
戴小京（以下簡稱“戴”）：實際上，對書法的接觸從我小時候就開始了。那時候，我家附近住著一位書法家，跟我們很多小伙伴的父母都很熟，父母就把我們送到那里學習。所以，初次接觸書法是出于父母的安排，而且很多小伙伴在一起，也覺得好玩，就跟著學習了一段時間。“文革”開始，我在小學六年級輟學，書法學習也就告一段落。但作為一種不自覺的興趣，練習書法成為我的一種習慣。“文革”中的歷次運動都離不開寫大字報，需要寫時就常常找到我，單純從書法練習的角度來說，這對我也是一種訓練。
“文革”時，我讀了一些文史哲方面的書籍，算是有些積累，所以，恢復高考的那一年，我就根據自己的情況，考取了中山大學中文系。但在大學期間，我始終沒有中斷書法練習，我曾擔任中山大學學生書法社社長，有些成員現在在書法界都很活躍。所以，當時我們在一起也是一種很好的促進和溝通，在書法這一方面都受益匪淺。
記：可見成為一名書法家，您多半是出于一種持續的熱情。之后，您在書法界，尤其是“海派”書法界嶄露頭角，成為中堅。2007年1月11日，海派書法晉京展在中國美術館舉行，《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首發，作為上海書法界的“新年大戲”，這一活動受到了全國書法愛好者的廣泛關注，而您就是促成這次晉京展的主要力量。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海派書法”的？
戴：“海派”定義的由來，應該追溯到１８４０年上海成為對外通商口岸以后。當時由于與國際的交流日益頻繁，滬上各個藝術門類的藝術家都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與啟發，使他們的作品呈現出了與傳統的純正的“中國味”所不同的風貌。當時，上海以外的文化圈就將這種文化現象戲稱為“海派”。“海派”這個概念首先出現在文學、戲劇領域，后來逐漸延伸到了繪畫和書法上來。
與以往文學、藝術領域的“派別”不同的是，以往的“派別”概念傾向于地域概念，表明的是某地域的一批藝術家具有相近的藝術理念或相近的藝術風格；而“海派”并不是一個地域概念——“海派”藝術家都是由全國各地云集滬上的，這些藝術家既帶來了全國各地的藝術風格，到滬后又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他們在上海的大舞臺上百花齊放、各盡所能，自由施展自身的技藝，在藝術界形成了自晚清以來所未見的多元化的繁榮景象，至今為后人所稱道。因此，“海派書法”并非以固定的風貌示人，其特點在于藝術風格的多樣化。而今天，我們發掘前人的成功經驗，從積極的角度賦予“海派”新的內涵，如兼收眾長、大膽創新、文化多元、百花齊放。《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的出版體現了我們對前輩著名書家的回顧與紀念，而海派書法晉京展就是上海書協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回顧以往成就、展示近年成果、展望未來發展的一次集中亮相。
記：除了書法家的身份外，您更引人矚目的身份是書畫拍賣師。您也是改革開放之后涌現出的第一批拍賣師，當時是怎樣想到從事書畫拍賣的？
戴：我是１９９３年開始介入書畫拍賣的，在朵云軒搞拍賣，在內地算是最早的。當時，張大千和齊白石的作品只賣到幾千塊，國內市場沒有發展起來，就想借鑒拍賣的方式來嘗試一下。那時候，國內沒有任何相關的培訓和知識傳授機構，我就到香港去看拍賣會，一共去了兩三次。１９９３年，就開始組織第一次書畫拍賣，拍了３０多件作品，總成交額是１０００多萬元，最貴的是張大千的一幅作品，拍了１５０萬元。這次拍賣在國內非常轟動。這樣，直到１９９５年內地出現拍賣行業協會，一些培訓機構陸續開辦，我就常常被邀請去為大家做示范。
記：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這重身份，又怎樣看待書畫市場對書畫創作的影響？
戴：我的性格里有好奇的成分，這也是促成我去做拍賣師的原因。當然，最關鍵的是，改革開放帶給我們觀察藝術的新視角。藝術不僅包括創作領域，還包括市場領域，這兩方面都需要有人來做。
對于我來說，介入拍賣行業讓我大開眼界，讓我接觸到很多不熟悉的作品。以前自己對書畫的理解比較偏頗，在拍賣中你就要學會理解各種風格的作品，你也就知道了為什么有的作品受歡迎，有些則不然。這對我的藝術觀念的發展也是一種促進。
對于書畫創作來說，成熟的書畫市場會給它帶來推動作用。只有在成熟的市場里，獲得應有的評價，才能彰顯作品的價值，這對作品及書畫家本人來說，是一種尊重。尊重他們，才會有好的作品出現。作為一名拍賣師，我非常注重拍賣的品質，我始終認為拍賣師是一個中介，兩只手各攙著一位朋友——買家和賣家。所以，我認為拍賣師不能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為目的，應該對健康有序的書畫市場的培育負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