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前，因為受到極左路線的干擾和破壞，安徽文藝界可以說是命運多舛，屢遭批判。尤其“文革”十年，安徽文藝界受到的打擊極其嚴重，安徽省文聯被打成了“黑魔窟”、“黑據點”，文聯的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務”、“壞人”、“變色龍”、“小爬蟲”等等，作品被誣為“特務小說”、“大毒草”等等。老評論家、安徽省文聯名譽副主席蘇中，老作家、安徽省文聯名譽副主席賈夢雷都是改革開放前后安徽省文聯變遷的經歷者，他們親自參與了改革開放后安徽省文聯的重建和安徽省文藝創作的恢復，以自己手中的筆推動文藝領域的撥亂反正，為新生的改革提供輿論支持。他們飽經滄桑，更能體會改革開放于中國、于文藝界、于我們每一個人的重要意義。30年過去了，回憶那時天翻地覆的變化，他們之間的對話仍然激情難抑。
蘇中：粉碎“四人幫”后，安徽省文藝界的行動比較早，19７７年元月，在上海有人維護“四人幫”的觀點的時候，我們就對“四人幫”的東西全面揭、逐個批、重點打、破中立的深入批判。我們當時２０多人在天寒地凍中聚在一起，批駁“四人幫”的“黑八論”，形成了一個一萬多字的綜合報告，吸引了國內外的很多人前來參觀。這對文藝界解放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安徽省委對文藝界和文聯的重視也是我們的保障。安徽省文聯于１９７9年２月１７日至２１日在合肥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以期進一步搞好文藝界的撥亂反正，充分調動廣大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盡快地繁榮文藝創作，以適應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中共安徽省委負責同志當眾宣讀了《關于堅決推倒“文藝黑線專政”論，為安徽省文聯徹底平反的決定》，省委專門對文聯的平反做出一個決定，這在當時是唯一的。
當時，“左”的路線仍然存在，一些新的文藝創作仍然受到“左”的路線的批判。若在改革開放前，誰只要遭到這樣的批判，往往意味著他的作品和人就完蛋了。但現在完全不一樣了。我們針鋒相對地組織座談會，清理“左”的余毒。在省委給文聯平反后，我寫了幾篇文章，指出一些批判“四人幫”的文章在立場、立論上卻仍繼續著“四人幫”的觀點，分析改革開放前幾部作品被批判的原因，對“左”的路線進行清理。正是因為改革開放，安徽省文藝家們的創作熱情被激發出來，30年來的創作活動非常活躍。
賈夢雷：省委單獨為文聯組織平反，這在全國可能是唯一 一家。文聯恢復了，音協、美協、劇協和攝影小組的活動恢復了，文藝家們的名譽恢復了，安徽省作協的組織結構也恢復了……１９７８年，對我來說真是“翻身解放慨而慷”。那就是我們的第二次解放，是我們的第二次生命，怎么形容都不為過。那個時期是我們心情最舒暢的時期，經常在一起喝酒，沒什么主題，就是高興，這家喝，那家喝。
蘇中：恢復文聯，其實也是一場巨大的斗爭，我們希望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很有影響力和實力的文藝家能走上文聯的領導崗位。后來開了一次很民主的選舉大會，大家一次一次地篩選候選人名單，開了13天會，“文革”中遭迫害的一批文藝家開始了領導工作，解決了組織的問題，從政治、路線、組織上為以后30年的文藝發展打下了基礎，保證了對“左”的路線的清理和文藝的健康發展。1980年，我們邀請全國文學界的一大批作家，包括馮牧、馮亦代、鄧友梅、李準、高曉聲、陸文夫、張潔、張笑天等齊赴黃山參加筆會，主題就是“新時期作家的責任”。大家發言很踴躍，引起了國內思想界、文藝界的很大關注，對文藝界撥亂反正、解放思想，調動作家歌頌新時期社會變革的責任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賈夢雷：我記得那一年黃山多雨，到了那一天卻一下子就晴了。
蘇中：沒有，還是雨天。
賈夢雷：那可能是我心情高興的緣故。當時我已經開始深入黃山，深入生活，采寫電影劇本《情滿黃山》。接下來，我們又奔赴皖東農村改革開放第一線，當時安徽有相當一批作家都去了皖東，寫出了反映改革開放的作品。如江流的《春回皖東》、魯彥周的《春暖花開》、曹玉模的《鼓鄉春曉》。我到了皖東之后，看到糧食大豐收，十分高興，寫了２０多篇報告文學。那時安徽周邊地區沒有跟上安徽的步伐，上面也有人寫文章反對安徽的“大包干”制度，當時在安徽主持工作的萬里同志組織人寫文章說明土地承包責任制的好處，圍繞著大包干進行激烈的思想交鋒，安徽的改革開放很需要輿論的支持。我們堅定地站在了改革開放這一邊。
事實勝過任何大道理。幾個歷史時期我們都去過農村，在那之前，我從沒看見農民吃過飽飯。上世紀６０年代初，我們搞創作的人幾乎全下去了，但不是去創作，而是去淮北農村屋子里抬人救人。現在這么多糧食我從沒見過！我寫了《糧食局長的兩個夜晚》，一個夜晚在改革開放前，整個鳳陽縣糧庫告急，只夠一個晚上的供應，群眾紛紛趕往糧站搶購，糧站根本無法開門，糧食局長焦頭爛額。一個夜晚是土地“大包干”糧食豐收后，糧食局長又犯愁了，因為糧食根本沒地方放。
這種變化對我們安徽作家是一種震撼：怎么同樣的人、同樣的地，卻發生這么大的變化？所以大家自然拿起筆來反映這種變化，為這種變化推波助瀾。
因為撥亂反正的政策和現實的變化，那一段時間是整個安徽文藝創作的井噴時期，詩歌、電影、小說與時代風潮同步，在全國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我們文學“皖軍”不僅反映農民的土地承包，也歌頌副業，如魯彥周、陳登科等著的《柳暗花明》、金海濤、方義華的《月亮灣的笑聲》，為農民的致富呼吁。在工業題材方面，有張鍥的《改革者》、肖馬的《鋼銼將軍》。文藝環境的寬松和藝術家的心情舒暢，直接促進了文藝生產。那個時候我們就想寫，不寫出來就憋得慌。安徽省作協從19８２年開始連續四次組織了淮河筆會，我們找了一條船，從河南一直開到揚州，每一次都有七八十位作家沿著淮河一路走，一路采，一路寫。作家們呼吸到那個時期的時代氣氛，活躍了創作思想，生活積累很厚，創作了許多作品。
蘇中：簡單地概括我的感受，這30年是實現自我價值最良好的時期。就我個人來說，青年時代就熱切參加革命，工作非常努力，但要真正實現自我價值是很不容易的。改革開放后，對整個中國發展都是大好時期，是新的歷史。我們個人的片刻閃光、片刻價值，都是時代環境造就的。這30年，做到了時代要求和個人要求的合拍，自我價值因此容易實現。
賈夢雷：還是那句話，這30年是我心情最舒暢的30年，干事最多的30年。不管是我的工作還是創作，這30年都是我個人的豐收期，除了報告文學，我還寫過四部電視劇，黃梅戲就是我和別人最先搬上電視熒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