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當代文學也是如此。新時期文學肇始于改革開放之初，伴隨著改革開放一路走過來，一直走到新世紀，也是30年的歷程。在我看來，改革開放這30年的文學絲毫不會遜色于現代文學的30年。更重要的是，中國現代文學開創的優良傳統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得到了有力的繼承，其中就包括以社會擔當為宗旨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改革開放30年可以說是為現實主義文學主潮推波逐浪的30年，這一點突出體現在小說創作之中。
改革開放的新形勢首先為現實主義的正本清源提供了可能性。現實主義文學不僅意味著一種創作方法，也意味著一種世界觀，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文學是以現實主義的世界觀為根本原則的。現實主義的世界觀強調對自然、現實的忠誠態度，是人類最早成型的世界觀，與人類的思維史相伴而生。它體現在現實主義文學理論中，最基本的內涵便是要求文學藝術客觀再現社會現實。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現實主義曾經在政治的強烈干預下將一些偏執的觀點推向極端，出現了敘事與意義之間的嚴重錯位。因此，粉碎“四人幫”之后，文學界在清理和批判過去在現實主義理論中的偏執觀點時，勢必就要對以往的宏大敘事進行相應的調整，從而建立起新時期文學的宏大敘事，這種宏大敘事使現實主義的敘事與意義協調起來，再一次發揮了現實主義文學干預社會、啟迪心智的巨大作用，也為改革開放起到了思想先導的作用。中短篇小說創作幾乎就像尖刀兵一樣正面出擊，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再到改革文學，作家緊跟著時代的步履，一批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的作品應運而生，《人到中年》、《天云山傳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蝴蝶》、《啊》、《大墻下紅玉蘭》、《開拓者》、《赤橙黃綠青藍紫》、《禍起蕭墻》、《張鐵匠的羅曼史》、《綠化樹》等，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尤其可貴的是，作家們在較短的時間內還寫出了《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芙蓉鎮》《將軍吟》《平凡的世界》等直接表達社會心聲的長篇小說。由此可見，新時期開始的小說創作充分展示了撥亂反正宏大敘事的社會和思想功效。隨著現實生活的日新月異，作家們感到撥亂反正的宏大敘事難以表現新的現實，現實主義的敘事與意義之間再一次出現緊張的關系。一些作家試圖解除現實主義敘事中的意義承載，于是就有了20世紀90年代初的“新寫實”潮流。“新寫實”強調零度情感，強調原生態，強調還原生活。它帶來兩個后果，第一個后果是使得現實主義文學更加注重日常生活寫作，接近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也大大拓寬了小說的思想空間。如《風景》、《煩惱人生》、《新兵連》、《塔鋪》、《官場》、《一地雞毛》、《活著》、《許三觀賣血記》所反映的均是人的生存狀態，尤其是普通人的世俗生存狀態；而像王安憶的《長恨歌》、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等女性寫作，承續了現代文學以張愛玲為代表的日常生活敘事傳統，關注人的命運和人生問題。第二個后果則是使現實主義文學有了疏離意義、放逐意義的傾向，一些作品越來越形而下，甚至演變為欲望化寫作。總的來說，上世紀90年代初期和中期，現實主義在社會轉型的現實面前，其意義承載力受到嚴峻的考驗。現實主義作家們在不斷地探索和追求。陳忠實的《白鹿原》力圖跳出革命史敘事的樊籬，挖掘出中國現代農村變遷的深厚文化內涵。張承志的《心靈史》、史鐵生的《務虛筆記》等作品完全擺脫了宏大敘事的政治功利性，直接進入到人的精神層面，仍然體現出現實主義的思想力度。這段時期可以看做是現實主義文學由放逐意義向重建意義轉化的過渡時期。
自90年代向縱深發展以來，中國進入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這是一個完全不同于過去的偉大時代，對現實主義文學提出了挑戰。顯然，那種完全形而下的敘事甚至欲望化寫作，是不可能真正再現這一現實的。作家們首先需要對時代特征作出新的意義闡釋。于是現實主義文學開始了重建意義的探索。這個重建意義是建立在改革開放的基礎之上的，它大大開闊了現實主義的敘述空間和敘述能力。從現實感出發，作家追求的是社會意義，以鮮明的批判精神直面現實問題。曹征路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代表性作家。如他的《那兒》、《豆選事件》以鮮明的現實主義態度直視社會現實中的政治問題，以強烈的批判精神臧否現實。還有如劉繼明、胡學文、陳應松、劉慶邦等一批作家的中短篇小說，在反映現實生活中，承續了以魯迅為代表的“改造國民性”的啟蒙思想，揭示了當代社會的“新國民性”問題。重建意義還體現在小說精神內涵的擴充上。如遲子建、魯敏、鐘晶晶等作家始終不渝地發現人性美好善良品質；而像蔣韻的《心愛的樹》、葛水平的《喊山》、溫亞軍的《馱水的日子》等完全是從精神性進入構思，充溢著綿長的人文情懷。新世紀以來更涌現出一批意義深厚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如張潔的《無字》，充分吸收了現代思想成果，對歷史和現實的把握更加清醒更加透徹，作者通過一個愛情故事來回顧和總結歷史，駕馭自如地涉及到政治、文化、經濟各個方面，對歷史的認知達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這種深度和高度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礎上的傳統現實主義所無法達到的，這是現代思想燭照的結果，也充分展示了現實主義思想實踐的廣闊性。鐵凝的《笨花》，關涉到20世紀以降中國社會最深刻的變革和中華民族最深重的災難，但如此宏大的主題卻是通過華北平原的一個山村里日常生活的肌理展示出來，小說通過一個山村的故事將偉大與平凡、國事與家事、歷史意義與生活流程融為一體，不僅化解了宏大敘事與日常生活敘事兩種敘事方式的沖突，而且組織在一個結構中，渾然成為一曲交響中的兩個主題，大大拓展了現實主義的敘述方式。賈平凹的《秦腔》，直面鄉村的矛盾和困境，敏感地抓住了現代化給農村造成的巨大沖擊，以及在這種沖擊下鄉村復雜的情緒，為逐漸消逝的農耕文明唱了一曲悲傷哀婉的“秦腔”，賈平凹懷著一種敬畏之心去書寫這一切，濃烈的故鄉之情講述農村的深刻變化，表現出作者對鄉土中國在改革年代命運的憂思。范穩的《水乳大地》，通過滇藏地區一百年間的轟轟烈烈的故事和變遷，以及幾大宗教的交融和對人心的浸潤，展示了信仰的力量，表達出對信仰的召喚和敬意。劉醒龍的《圣天門口》，以史詩性的結構和繁復的敘述，重繪了20世紀中國革命史的地圖，表達出一種和平與和諧的人文理想。范小青的《赤腳醫生萬泉和》，重新復活了曾被撥亂反正敘事埋沒的赤腳醫生這一重要的歷史存在，有意將理性與非理性、現實與超現實、正常與非正常并置在她所述的歷史對象“赤腳醫生”里，在歷史的錯繆中去展示人物和人心，在追問歷史中重繪歷史版圖，體現出一種時代高度的歷史辯證法。
改革開放30年為現實主義文學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條件，而現實主義文學也以豐碩的成果饋贈給改革開放時代。從放逐意義到重建意義，現實主義文學達到敘事與意義之間新的和諧，呈現出嶄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