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在合肥制藥廠一個生產胃舒平原料藥的車間，一個名叫梁小斌的學徒工因為遲到溜到了更衣室，悶頭悶腦地自言自語：我的鑰匙丟了。工友們換好工作服紛紛走進車間，工段長大聲問：“梁小斌怎么還不出來上料？”代班的師傅解釋：“他的鑰匙沒了。”工段長嚷起來：“鑰匙沒了，就見不到人啦，他躲起來干什么？”生性和藹的工段長的嚷嚷讓梁小斌瞬間產生一種怪異的溫情感，沒想到自己的小差錯都能揪動師傅們的心。早在1972年插隊農村時就已經開始寫詩的梁小斌這時候只能算是一個笨拙的學徒，很快，他就把裝滿鋁土礦粉的翻斗車掉進了反應罐里，差點釀成大禍。挨了訓的梁小斌沮喪地背著車間工會發的幾個西瓜穿過田間小路趕往公共汽車站回家。他的詩情開始飛揚起來，一首關于鑰匙的詩歌在腦子里慢慢浮現，他把妨礙思考的西瓜扔在田埂旁的水塘邊，準備寫好詩后再回來取……
很多年以后，已經成為著名詩人的梁小斌如是描述《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的最初構思情形。這首詩和他的另一首名詩《雪白的墻》都是“朦朧詩”的代表作，與新時期其他文學作品一道，共同潤澤了那個時代人們饑渴的心靈，啟蒙了人們干枯的思想，道出了經歷過災難年代的人們心里的痛楚和呼聲。這首詩還被選入多種教材而廣為人知。不少讀者都給梁小斌寫信，甚至有解放軍戰士把家鄉房門的鑰匙寄給他，表示自己也要奔向荒野，嘗嘗“丟失鑰匙”后的心靈滋味。
很多闡釋者對這首詩賦予了切合宏大時代背景的解讀：這首詩以鑰匙、畫片、三葉草這樣一組意象藝術地概括了“文革”期間青年一代的精神處境和心理狀態。他們有過迷惘和失落，但并不失卻生活信心，在歷經劫難后學會了追求和思考。作品集中反映了一代人對“文革”歷史的反思和覺醒。當記者提到這一點時，梁小斌卻說，他當時并沒有那么鮮明、自覺的反思歷史的意識，也并沒有那樣一種鮮明的覺醒者的狀態。他認為自己是戴著“反思者”的帽子，在這個“反思者”的功勞簿上打瞌睡。
2007年年初，梁小斌寫了《我為〈中國，我的鑰匙丟了〉懺悔》一文，說自己“是個逃離上山下鄉勞動的冠軍，但我的確由衷地抒發過‘第一次進村’的情景，來謳歌知識青年到農村的那場運動……”他說的是寫于上山下鄉期間的“公社開完歡迎會，一顆心飛到生產隊”、“想著想著入夢鄉、手兒放在心窩上“、“明天一早就下地，一定要開好第一犁”這樣的詩句。“文革”結束后的1979年，他寫出了為他贏得“反思者”光環的《中國，我的鑰匙丟了》。他在“懺悔”中說，“原來，包括我在內，均是闡釋政治生活的寫手。所謂‘寫手’，就是把人與人之間的親情關系，揭露為階級斗爭關系，或者又依據新的時代要求，把它又還原為友愛關系。因為它是文學的，它是以感人的面貌出現，它的基本模式是控訴。在我的詩歌那里，兩種互相矛盾的聲音，被喬裝成為一個詩人的心路歷程，蒙昧或者被迫，是掩護詩人過關的辯護詞。他躲在了壞思想里面，把一個壞人壞事的積極參與者，偷偷摸摸演繹成壞思想的受害者，改裝成僅僅是活著的被壓迫者形象，改裝成在外面明明玩得那么瘋，最后竟委屈地發現鑰匙丟了的人。”
梁小斌的懺悔揭示了新時期初期社會心理的復雜性，也引來不少喝彩聲。有人認為這“不僅僅是一個真正詩人和真正思想家的良知和勇氣，更是當下中國詩歌從詩人自省開始繼而最后完成自我救贖的契機和希望。從這個意義上講，梁小斌也許已經真的找到了那把丟失了許久許久的‘鑰匙’”。很多年以后，梁小斌曾經到過他丟失“鑰匙”的農村和工廠，“變化很大，我幾乎都認不出來了”。梁小斌說，但是他并沒有為外部世界的物是人非做過多的感慨，而是更多地沉浸在思想的漫游里。這些漫游既不主動追逐時代風潮，也不是被動隨波逐流。對自己的每一步行動，他都不是肯定性的，而是一直審問著自己的行動是不是具有不容質疑的合理性。其實，這正是梁小斌的個性和獨特價值所在。
他是一個一直發出存在之思的人，思想就是他的存在方式。與“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的顧城不同，梁小斌最初并沒有注意到“自我”，卻在隨大流式地注意跟自己毫不搭界的社會公眾生活，直到后來找到了一條與自己確實有關聯的、笨拙人的寫作方式。“我思前想后覺得自己是個無用的人。但我逐漸從這里摒除了自己的自卑感，我的生活是一種自豪，我唯獨在深思中才感到思想的溫暖。唯有思想溫暖人心。”就像他的思想所呈現的那樣，他是一個飄逸者，一個文字領域里的旅游者。所以，他的語言也是飄逸的，希望用真正的思想鋒芒直指詩人心底。
30年后，面對記者的采訪，正為合肥一家企業慶典晚會擔任文案策劃的梁小斌，依然思緒飄逸，答非所問，被自己大腦中各種奇異的思想興趣點牽引著到處游蕩。近3個小時的采訪，我們跟隨著他飄飛的思緒，對詩歌、社會、人生進行一種不同流俗的思索，這些思索吉光片羽，跳動不居，一如他的思想隨筆。“獲得一種新的思維的向度”，這是梁小斌的歸納，也是記者采訪的收獲。梁小斌永遠是一個對生活、對自己的行動發出疑問的人，不是基于某個目標、基于某種價值判斷地主動質疑，而是一種行動能力欠缺的質疑。就像他自己所說：我對生活的反應，是一種被動式的非理性的反應。對一切都存在疑問，乃至于對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是不斷地疑問。他避開了對大事件與大詞語的分析與解讀，只從一個底層歷史經歷者的角度，選取一些細節進行冷描述。他更多的不是分析說理，而是呈現與揭示。從這個意義上看，作為民間思想家或者平民思想家的梁小斌也屬于他的那個時代，那個時代正是需要獨立的思索，所以，他的作品也才能激起那個時代的共鳴，并為那個時代照亮一方天空。
多年以來，梁小斌一直過著一種“漂泊”的生活。1984年，梁小斌因為長期請假而被工廠除名，在這以后，他一直靠階段性的打工為生，前后做過車間操作工、綠化工、電臺編輯、雜志編輯、計劃生育宣傳干部、廣告公司策劃、圖書公司編輯等多種職業。甚至在價格雙軌制時期，他還賣過鋼材，兜里面老是揣著價格表，時不時拿出來看看，逢人便打探“要不要螺紋鋼”。這種平凡甚至世俗的生活方式，也是一個平凡人在中國社會30年以來接受改革浪潮洗禮的縮影。他從不渲染這種經歷，也不認為這是社會對自己的不公。梁小斌說自己不是一個怨恨的人，因為很多事情并不值得抱怨，然而現在文學里面的怨恨情緒卻過多，很多都是來歷不明的。為什么不能寬容一些，從另外的角度去反思社會上的很多事情？梁小斌這樣問道。
自1979年參加詩刊社舉辦的首屆“青春詩會”以來，梁小斌就與北京結下了不解之緣，并于1999年定居北京。他在內心世界里生活，以旁觀者的身份打量著世界，盡管他說，“謀生的手段都是外在的異己力量，我非常猶豫”。但他還得因為生活而來往京、皖兩地之間，謀生、參加詩會、創作詩歌和隨筆。只不過，怎樣才能生活得更舒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人更應該看重內心世界。詩就是生活，生活也就是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