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８０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中國西部這片廣袤土地上發生的許多故事，紛紛披著傳奇色彩走上了銀幕。《人生》、《老井》、《黃土地》……一部部展現我國西部地區蒼涼風貌、抒寫獨特人文故事的西部電影，創造了中國電影的一段輝煌。以吳天明導演的《人生》肇始，一直被銀幕所遺忘的“黃土地”成為“西部電影”的標志，而“西部電影”的崛起也直接造就了西安電影制片廠的輝煌。
深受《海之歌》與崔嵬的影響
吳天明高中時就是文藝特長生，按他的話說是“中了文藝的邪”。高二時的他迷上了電影。那一年的冬天，他看了前蘇聯導演杜甫仁科的影片《海之歌》，看了一遍，沒有看懂，但是身上又沒錢了，于是他就把腳上的新棉鞋脫下來，到附近的一個小店里面去賣，他告訴老板只要給他能看一場電影的錢就行。當時的電影票是２毛錢一張，老板給了他８毛錢，于是他直接就去買了兩張電影票和一張影片說明書，而他自己坐在冰冷的電影院瑟瑟發抖，不得不將腳壓在屁股下面坐著取暖。這部電影深深地吸引了吳天明，讓他第一次感受到電影的魅力。吳天明強調，這部電影對他的影響很大，甚至可以說引導了他的電影觀。影片中那壯闊的伏爾加河、攔水壩，還有勇敢堅強的海的建設者……完全就是一部“詩電影”。因為看過十幾遍，吳天明把片中臺詞背得滾瓜爛熟，也正是因為背誦《海之歌》中的內心獨白，幫助他后來考上了西影演員劇團訓練班。他知道自己個子矮，相貌也一般，不可能做演員，就想怎么也要先擠進電影門，然后再改學導演。
在吳天明學電影的初期，有一位電影界老前輩對他的影響很大，這就是被稱作“北影四大帥”之一的崔嵬。這真正是榜樣的力量。從崔嵬這里，他開始接觸唐詩。吳天明印象最深的是講到白居易被貶九江的時候，元稹寫的一首七絕：“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這首詩的意境后來被吳天明用到了《人生》的片頭中。１９７５年吳天明在北影《紅雨》攝制組跟崔嵬學習導演。吳天明回憶，崔嵬身材高大、頗有氣勢。記得當年他訪問蘇聯時，邦達爾丘克曾拍著他的肩膀說：“聽說你是中國的邦達爾丘克！”崔嵬導演立刻回敬了一句：“聽說你是蘇聯的崔嵬！”他身上的那種不卑不亢、大恨大愛的氣魄令人很是欽佩。
首戰失利決定向“虛假”開刀
１９８１年的影片《親緣》是吳天明獨立執導的第一部作品。這個劇本講的是臺灣僑胞的思鄉之情，而那時的吳天明連大海都沒見過，這完全是個陌生的題材。吳天明說，不可否認，當時特別急于當導演，有點“投機”性質。當時在西影沒人拿他這個年輕導演當回事，主創在現場敢跟他叫板，甚至有人伸出小拇指說：“你知道你是誰嗎？你是西影廠導演里的這個！”結果《親緣》拍砸了，吳天明說他自己都不愿再看第二遍。吳天明批評這部片子在國產片中虛假和造作的程度即使不是登峰造極，能與之“媲美”的恐怕也不會多。
拍攝于１９８３年的電影《沒有航標的河流》改編自葉蔚林的小說。當時這部小說非常受歡迎，有幾家電影廠都在爭它的改編權。吳天明說，當時自己什么都不是，第一部片子又拍砸了，但是他對這部小說特別心動，決定拿下這部片子自己拍。當時吳天明在京西賓館對葉蔚林激情澎湃地說了很多想法，而且擺出自信滿滿的樣子，使得他當場拍板把剛改好的電影劇本給了吳天明。后來吳天明經常跟人開玩笑說：“別看我個子不高，黑不溜秋的，但還是有很大魅力的。”從《沒有航標的河流》開始，他下決心要向電影中的虛假開刀。執導這部影片讓吳天明學到了很多，從做電影到做人都影響著他以后的人生。他始終強調，中國電影最大的問題在于不真實，而真實應該是電影的第一個臺階。吳天明說，美國好萊塢的很多大片，把胡編亂造的劇本拍得令人信以為真，而中國的電影總是把真的拍得跟假的一樣。所以真實是吳天明拍電影的第一訴求。從《沒有航標的河流》到《人生》、《老井》，這三部影片逐漸達到了吳天明對電影真實的探索。
“將心比心”的真誠合作
《沒有航標的河流》的成功為吳天明拍《人生》做了很好的鋪墊。當初讀路遙的原著《人生》時，吳天明激動得無法抑制，后來和路遙見面，兩人“一拍即合”，一見如故。“當時那種吶喊的愿望特別強烈。”吳天明形象地說，“當地的農民從沒有見過外面的世界，一位20多歲的小伙子說‘修理一輩子地球，終了往陽坡上一埋就算了！’聽后真令我又辛酸又心痛。”但吳天明認為，《人生》的硬傷也正在于后半部分城市的戲比較蒼白，“因為自己對城市的感情遠遠不如對農村深，所以很多主觀的偏向會不自覺地表現出來。我可能是太愛影片中的那些人了，尤其對于里面的吳玉芳扮演的‘巧珍’過于偏愛”。當時他甚至說過“娶老婆就要娶巧珍這樣的”話。吳天明一直覺得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選擇，他還是他自己，如同當年他不可能變成陳凱歌去拍《黃土地》，不可能變成黃健中去拍《良家婦女》，他的觀念更新是建立在《人生》的基礎上的。
《沒有航標的河流》中的盤老五，《人生》中的巧珍、高加林、德順爺爺對于吳天明來說情同父老兄妹。他說，《老井》中的孫旺泉其實在某些方面與他很像。或許就是這個原因，他在找“孫旺泉”時很費心力，跑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演員，都覺得不理想。而張藝謀，吳天明本來是請他做攝影師的，后來覺得他的氣質靠近孫旺泉，有一股犟勁，而且他對人物的理解也很透徹。一開始，他對出去找演員的演職人員說“旺泉就要找藝謀這樣的”，后來干脆就讓張藝謀來演。張藝謀很能吃苦，每天和農民上山勞動，挑十幾擔水，還每天從山上背三塊石板，中午太陽最毒的時候，他光著膀子在院子里打石槽子。在拍旺泉和巧英被埋在井下那場戲時，他和梁玉瑾三天沒吃飯，終于找到那種垂死時奄奄一息的感覺。
張藝謀當年曾跟吳天明開玩笑說：“這該是我導演的東西，可惜叫你搶了先！”吳天明的回答是：“我要借助你的銳氣和沖擊力，刺激和推動我前進。但是，最后我要吃掉你，把你的精華化為我的東西。”那時互相之間敢說這樣的話，現在人哪敢？可見當時人與人之間的真誠和信任，這就是將心比心。張藝謀曾說，他們這一代是在成熟時期受創痛，在苦難之后才成熟，苦難留給他們的痕跡是不同的，沒有誰高誰低的問題，也無所謂誰是正宗。兩代人在一個戰壕里作戰，互相吸取、互相揚棄、互相競爭。張藝謀當初在廣西電影制片廠，廠里舍不得放走這么個人才。吳天明告訴他，叫他別為調動的事情著急，他可以隨自己的心愿為任何廠拍片。為了兩人能再度合作，吳天明可以等他一輩子。
西影成了“中國新電影的搖籃”
長春電影制片廠被稱作“新中國電影的搖籃”，而西安電影制片廠則被稱作“中國新電影的搖籃”。吳天明回憶說，西影在上世紀８０年代的異軍突起是很有意思的案例。西影在１９８３年的時候，拷貝發行量居全國倒數第一，全國上座率高的１０部電影中，西影一部也沒有，而上座率最低的７部影片中有３部西影的。吳天明是在１９８３年拍《人生》時被任命為西影廠長的，他那時不到４４歲。“當時根本沒經驗，也沒啥城府。路遙說你要想鎮得住就先聽匯報。”于是吳天明在上任后一個多月內，晚上拍片，白天開基層會聽取匯報，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資料，然后召開全廠大會，說得大伙熱血沸騰的。他們給自己定的目標，已經不是超過峨影、珠影這樣廠齡和規模與西影相似的廠，而是要趕上北影、上影等老大哥廠，要辦全國第一流電影企業。
吳天明不僅是一個優秀的導演，也是一位慧眼識千里馬的伯樂。在他任西影廠廠長期間，大膽啟用了張藝謀、周曉文、黃建新、顧長衛等一批有藝術造詣的新人，并把他們推上了輝煌的頂點，使他們成為國家級、國際級的人物。至今，這些弟子們對他們的恩師仍然充滿著感激之情。而吳天明說，“第五代”崛起是時勢造英雄，不是他的功勞。那幾年確實是西影歷史上人才云集、事業旺盛的時期，那時的西影既有“面子”（在全國或國外電影節頻頻得獎）也有錢，很多商業片的賣座為廠里積累了資金。
“西部電影”這個名稱首倡者是電影評論家鐘惦棐。１９８４年春天，西影藝術創作研討會召開，老人看完《人生》樣片后特別感慨：“美國有所謂的‘西部片’，我們是否可以有自己特色的西部片？希望你們從茶杯里跳出來，登上黃土高原，塑造出中國的西部片。你們的作品愈是西北的，愈是世界的。”吳天明一聽激動得不得了，在１９８５年８月“黃河筆會”的時候，聯系青海、山西、陜西、甘肅等地作家，動員他們為西影寫作，廠里還組織創作人員到青海、寧夏等地考察、采風。吳天明頗有深意地說，我們這一代人是用默默注視的方法講黃土地上的人性與人生，而“第五代”則直接從“黃土地”的影像上挖掘意義，他們更敏銳，也更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