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文聯主席劉斯奮稱自己為“快活的蝙蝠”，意為是鳥非鳥，是獸非獸，不是小說家又是小說家，不是學者又是學者，不是畫家又是畫家。他在眾多領域里進退自如，既得到創造的快感，完成自我實現，又不受某一領域內部的規則、成見束縛，加之他深厚的家學功底，真是悠悠然然、瀟瀟灑灑。的確，從改革開放初期以來，劉斯奮在長篇小說、古體詩詞、學術研究、繪畫、書法等多種文化和藝術領域深有造詣，并取得了很大成就。本報紀念改革開放３０周年廣東采訪小分隊在廣東省文聯六次文代會召開之際，對劉斯奮進行了專訪。在短短兩個小時的時間里，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多才多藝、成就卓然的藝術家，一個在各自森嚴的“門戶”之間游走自如的“快活的蝙蝠”。
文學創作積淀深厚
記者（以下簡稱“記”）：采訪您之前，我們翻看了您的創作年表，您是“文革”前的大學生，當年一篇高考應試文章，初試鋒芒，贏得主考老師的交口稱贊，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您雖然一直有擅寫文章的美名，但卻沒有寫過什么出名的文章，那您在寫文章上重拾自信是什么時候？是什么樣的事情讓您有如此的激情投入到創作中去？
劉斯奮（以下簡稱“劉”）：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幫”，標志著“文革”結束，舉國振奮。我當時內心非常激動，覺得中國的前途變得光明起來，我就寫了一篇全面批判“四人幫”歷史觀的文章《歷史的亡靈與“四人幫”的覆滅》。接著我又寫了《評〈論黔首〉》的清算“四人幫”罪行的文章，發在《歷史研究》１９７７年第一期上。當時“文革”剛結束，許多作者在寫作批判“四人幫”的文章時，都還心有余悸，難免瞻前顧后。而我可以說是積憤已久，昂然不懼。這兩篇文章從某種程度上讓我重新找回了寫文章的自信。
記：１９７８年您開始從事古典詩文的選編箋注，出版了《嶺南三家詩選》、《蘇曼殊詩箋注》、《梁啟超詩文選》、《黃節詩選》、《周邦彥詞選》等著述，是什么原因讓您對古典詩詞產生了如此濃厚的興趣？
劉：我是從１９７８年起把精力轉向古典詩文的整理推介的。對于古典詩詞的整理推介工作，有不少人頗不以為然，認為不能對社會發揮作用，沒有現實的意義。我做這些工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己的興趣，因為我從小就跟母親讀古詩，又在父親的書房里談詩、解詩。“文革”期間，很長一段時間遠離親友，心情郁悶，寫詩成為我抒發性情、寄托思想的最好方式。所以，對于古典詩詞，我有著特殊情結。更重要的是，我不認為古典詩詞對于社會現實沒有價值，一個人的人格的形成，傳統文化的修養極其重要，而通過讀解古典詩詞，可以走通一條全面了解和學習傳統文化的捷徑。
記：正是因為您對古典詩文有了深入透徹的認識，還引發了您跟海外學者余英時先生關于陳寅恪先生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的大辯論。能談談當時的具體情況嗎？
劉：當時父親劉逸生把發表在《明報月刊》１９８３年１月號和２月號上的一篇文章，即海外學者余英時先生撰寫的《陳寅恪先生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交給了我，讓我說說看法的時候，我就坦然地表示對余的觀點不敢茍同，并說出自己的根據。父親聽后頗為贊同，于是便囑我寫出來。這便是后來發表在《明報月刊》上的《也談陳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在讀到余英時的長篇反駁文章之后，我又寫出了《陳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到了１９８５年，花城出版社把辯論雙方的文章結集，請我增寫了序和跋，正式出版。由于余英時是個名人，因此這場辯論從一開始就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廣泛關注，至今仍舊成為陳寅恪研究中一樁經常被提起的“公案”。
記：您創作的《白門柳》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從研究古典詩詞到進行長篇小說創作，這中間畢竟是有相當跨度的。
劉：我興趣比較廣泛，但無論從事哪個方面，做什么事情，都注重認清自己的長處和短處，自覺地揚長避短，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創作，我選擇了歷史小說，因為我覺得現實題材不是自己的長處。我的生活經歷、生活環境不夠復雜，生活的接觸面也不夠廣，在這方面比不上其他作家。寫歷史小說多少可以避開這種短處。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歷史小說要求作者具有一定的學術研究基礎，能夠較熟練地掌握和運用古代語言，對傳統文化有較深入的理解。這些方面我相對有點優勢，駕馭起來比較得心應手。
記：于是您就開始了歷史小說的創作？巴爾扎克曾經意味深長地說過，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一部優秀的歷史小說則是衡量一個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尺度之一。從《白門柳》中我們可以看到，您特別善于挖掘特殊人物特殊時刻精神領域的縱深層次，您當時為什么選擇明末清初這個時代進行小說創作？在駕馭如此宏大的題材方面您在藝術創作上進行了哪些努力？
劉：就１７世紀中葉那一場使中國付出了慘重代價的巨變而論，如果說，也曾產生過某種質的意義上的歷史進步的話，那么恐怕既不是愛新覺羅氏的入主中原，也不是功敗垂成的農民起義，而是在“士”的這一階層中，催生出了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我國早期的民主思想。這是統率全書的中心思想，也是我精神考據的核心所在。一部作品如果打算去尋找和表現那些代表積極方面的、能夠體現人類理想和社會進步的事物的話，那么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一個合適的選擇。
記：這是一個很有歷史穿透力的看法，難能可貴的是您能夠把這樣一個全新的歷史觀念融入了人物形象，而且這些形象能夠生氣貫注，因此，在當時當之無愧地獲得了茅盾文學獎。
劉：小說畢竟是小說，只決定了立意還僅僅是有了一個出發點，要形象地加以表現，還必須有情節和人物。《白門柳》其實只寫了三年間的事情——明朝覆亡前夕的崇禎十五年到當年的十二月；李自成農民軍攻入北京后，南明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及其崩潰的崇禎十七年四月到次年的五月；以及同年六月到次年的五月，南明魯王政權在浙東建立到全線潰敗。我之所以把時空跨度作如此的緊縮，固然是由于這三年當中，社會的變動極大，對立的各方短兵相接，矛盾沖突異常尖銳激烈，十分符合藝術創作必須高度集中的要求；同時與之相關的主要人物的性格、行為、思想、面目，在此期間也暴露得最為充分而徹底，不但可以追溯其來龍，而且能夠預兆其去脈。
多樣才華墨舞丹青
記：剛才說到了您的小說，而您的繪畫作品，很多評論則認為，形成了簡練雄放、韻味悠長的大寫意風格，在近世嶺南人物畫中注入了難得的陽剛之氣。
劉：我經常觀摩前輩名家的繪畫作品，但是卻從不去臨摹。我追求的是發揮個性與獨創性的審美模式。在具備必要的先天稟賦前提下，我的繪畫更倚重于讀書與文化的積累。中國畫代表了東方文化把握世界的抽象方式，西洋畫則是西方文化用具象把握世界的表現。一種模糊而籠統，一種全面而細致。大寫意的中國畫飽含著作者的主體意識，注重妙悟而不注重技術，注重以激情與生命打動讀者，畫中有情，畫中藏氣。搞藝術，若過于謹小慎微，循規蹈矩，則難以達至“頓悟”的境界。
記：徐南鐵先生在《蝙蝠的意象》中以“非職業化創作”為論題，從小說創作、繪畫書法、從政業績、家學生平等方面對您這樣一個人物進行立體解讀。您如何對自己有一個解讀？
劉：回顧走過的路，我覺得自己所取得的一點成功在于確定了目標之后，就設法控制住自己，不搖擺，不放棄，朝著目標前進。現代社會機會很多，誘惑也很多，但我覺得，目標的控制對于人生能夠做成一件事極為重要。在藝術創作中我一直比較自覺地堅持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個性，抵制時髦，不跟風。因為所謂“風”，其實就是一種共性。所謂流派，除了開山祖有其個性之外，到了后繼者那里，就更多是靠共性來彼此維系了。藝術的生命在于激情的注入，從事文藝創作一定要在內心保持勃發的激情。
文人從政自信擔當
記：您是知名作家、畫家，同時又擔任過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主抓文藝創作，擔任了兩屆省文聯主席。文人從政如何作為？
劉：我會絕對平等對待每一個人，我擔任副部長期間主管文藝，但我從來不會“不平等”對待文藝界人士，更不會打官腔。即使是在大會上作報告，也盡量不用別人起稿，因為有稿就避免不了官腔。
對于文藝家必須實行個性與共性相結合，寓共性于個性之中的領導方式。文學藝術家大多有很強的藝術個性，在同他們進行藝術探討的時候，我喜歡用朋友式的平等關系，按照藝術的創作規律，尊重和保護創作者的藝術追求，而不是搞一言堂靠下命令。對于來自上級的不同意見，如果覺得提得不對，不符合藝術發展規律，不利于創作，要敢于據理力爭。而對下級的工作則要充分給予信任、支持、幫助。
記：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廣東的文化也如同經濟一樣，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這種變化不但沒有引來喝彩，卻招致頗多的爭議。有著傳統文化深厚底蘊的您面對市場經濟大潮的到來并沒有“葉公好龍”？
劉：當時這種危險的確存在，廣東文學藝術界很多人無所適從，不知道該從何處做起。１９９３年３月，我被任命為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分管全省的文學藝術工作時，廣東省文學藝術界的狀況可用迷惘、彷徨來形容。作為文藝界的領導，我覺得有責任通過調查研究，驅散大家的困惑和迷惘，整合大家的思想，開創廣東文藝事業的新局面。
我上任后組織召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廣東文藝改革研討會”。我在專題發言中說，廣東文藝界目前面臨的狀況很正常，沒有必要驚慌。改革開放在廣東率先進行，經濟的轉型使文化也面臨著轉型，原有的文化格局和生存狀態被打破，而新的文化格局和生存狀態又沒有立即建立起來，出現這種雜亂無序的狀態是正常的。廣東在全國首先出現這種狀況對全國文藝界起著“試驗田”和“轉換站”的作用。在那次研討會上，與會者達成了共識：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期，文化等領域無疑在進行一場深刻的變革，我們不能要求轉型期的高雅文化不經任何困惑和艱難，不經任何調整和拼搏，就能輕而易舉地重新確立其崇高的地位；文藝家們不能嘴上說歡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市場經濟真正到來時，就惶然失措、束手無策。大家應積極地去擁抱這一改革開放的時代，牢牢扎根于廣東這塊改革開放的熱土，發揮嶺南文化的歷史和現實的優勢，把反映和謳歌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弘揚新時代的精神看作是歷史賦予我們的崇高而光榮的使命。
記：廣東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在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改革開放的３０年，同時也是廣東文學藝術取得巨大成就的３０年，您如何理解改革開放？
劉：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終于進入了全面復興的偉大時代，這是１００多年來整個民族前仆后繼，艱苦奮斗，不斷求索的結果。面對這個時代的主潮，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文化人理所當然要充滿熱情投身其中。固然，絕對理想的社會是不存在的，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有它的各種問題，但對于我們來說，有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就是一定要判斷清楚，當前社會要解決的根本課題是什么？是否處于解決的過程中？整個社會的主流是前進還是倒退？從而確定我們的基本態度和立場。歷史已經證明，中國文化的強大是基于經濟的強大，經濟強大的時代則文化強大。現在正是我們文化繁榮的大好時期。
記：在今年的廣東省文聯六次文代會上，您再次當選為廣東省文聯主席，今后您將如何率領廣東文藝界進入下一個改革開放３０年？
劉：很感謝廣東省文藝界對我的信任與支持。今后我將跟大家一起，著力弘揚中國的文化自信。中國有悠久的傳統文化，當然，任何文化的發展都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國力強盛就會吸引外國的目光，不然中國幾千年的優秀文化怎么在近代變得一錢不值了呢？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們的任務是對傳統文化進行梳理和研究，在守住根本的同時，向全人類的優秀文化學習借鑒，進而發展創新，努力建設與這個偉大時代相適應的、屬于現代文明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