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本報記者在上海采訪時，吳貽弓剛剛大病初愈，一般不接受記者采訪。當聽上海文聯的同志說這次采訪主要是談紀念改革開放３０周年，老人欣然同意了。趕到吳貽弓的住處，老先生已經等在家門口，滿頭銀發，向我們微笑著招手。聊起關于改革開放以來電影的那些往事，吳貽弓開始變得神采奕奕，饒有興致。從《巴山夜雨》到《城南舊事》，再到《闕里人家》，吳貽弓的敘述如同他的電影一般，娓娓道來，飽含一種綿長悠遠的味道，那些與電影相伴相隨的人和事，也隨之浮現，栩栩如生。對于他詩化的影像和人生，可以尋找到這樣一句詩來形容：“潤物細無聲”。我們沉浸其中，不經意間抬頭望鐘，已經過去近兩個小時。
吳貽弓的電影生涯始于“文革”之前，而在“文革”之后有所成。“１９６０年在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后，我開始給沈浮、吳永剛等電影界的老前輩當助手，他們風格各異，讓我在實踐中充實了在學校的所學。”吳貽弓對當年的記憶依然清晰，“這對我的一生非常重要，也鼓舞了我的導演夢想。”
剛被鼓舞的夢想隨著“文革”的到來而終止。吳貽弓被安排在上海生物化學制藥廠胰島素車間，做著與電影無關的事情。吳貽弓感到失落，但并未完全放棄，空閑下來，他就翻看中國歷史，工作的時候，就觀察各色人等。雖然他并不知道什么時候才會有實現導演夢的機會，但他可以等待。
這一等就是８年。吳貽弓跟大多數人一樣，“文革”結束，迎來新生，但跟其他人不同的是，有所準備的吳貽弓的新生更加迅速和光鮮。１９７９年，電影《巴山夜雨》開拍，吳貽弓要與他的老前輩吳永剛一同合作。“吳老信任我，放手讓我去做，這是他給我的最大的恩惠。”不管是前期準備還是后期制作，吳貽弓都投入極大的熱情，他沉浸在漫長等待之后，實現夢想的喜悅之中。
《巴山夜雨》整個戲的拍攝都在一條船上進行，由于在江上不方便，所有的鏡頭拍完后才拿回上海沖洗，冒了很大風險，結果，在后期制作中，一個鏡頭也沒補。“這可算是個奇跡，”吳貽弓說，“吳老也說我是一員福將。”
《巴山夜雨》是較早反映“文革”的電影，用吳永剛的話說，就是“在‘文革’的廢墟上，重建人性的光輝。”但在同時期出現的反映“文革”的作品中，《巴山夜雨》是獨特的，它雖以“文革”中人民所遭受的迫害與苦難為題材，但著力表現的卻是普通人美好的精神世界，人與人之間的關心與友愛，對未來的美好信念。影片中雖未出現壞人，卻能使人強烈感受到籠罩在人們頭上的罪惡陰影——那給人民造成災難與痛苦的禍根。它比正面描寫“文革”災難的作品更能激起人們對歷史的思索。
《巴山夜雨》的成功，給了吳貽弓信心，也讓他逐漸形成自己的電影風格：細膩、真切、舒緩、詩化。這種風格在《城南舊事》中更加突出。當時，吳貽弓接到劇本的時候，就開始找林海音的原著來讀，由于原著沒有在大陸發行，他就到臺灣文學研究所找到了唯一的一本。看過之后，他對原劇本提出了意見：“原劇本政治因素太強，當時的背景是‘對臺八條’的出臺，劇本就是配合這一政策而寫的，但我覺得政治意圖太直露，這樣的片子拿到臺灣，臺灣人怎么能接受？”吳貽弓說，“我就建議淡化統戰色彩，而突出愛國主義情懷。”當年的這一建議，實際上是冒著政治風險，但吳貽弓憑著藝術家的直覺和勇氣，選擇了重新改寫劇本的路子。
多年之后，吳貽弓見到臺灣導演丁善璽，丁善璽豎起拇指來稱贊他：“你的這個東西（指《城南舊事》）厲害！不然怎么會到臺灣！”原來，當時臺灣也拍了一版《城南舊事》，丁善璽說它“一塌糊涂”，相反由大陸拍的《城南舊事》則以錄像帶的方式在臺灣流傳開來，感動了很多人。
《城南舊事》之后，吳貽弓和林海音各自在臺灣和大陸廣為人知，但未曾謀面。１９８６年，林海音的兒子夏祖焯來到大陸，見到吳貽弓。吳貽弓將１００美元的版權費交給夏祖焯，夏祖焯代替他的媽媽收了１美元，作為紀念。直到１９８９年，林海音到了上海，兩人才第一次見面。林海音拉著吳貽弓的手說：“感謝你，讓我在大陸成名，我對電影所有的表現都感到滿意！”
《城南舊事》在１９８３年獲得第二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最佳故事片獎金鷹獎，這是新中國電影第一次獲得國際性電影節的綜合性大獎，同時打破了電影節上影片最多放映３場的慣例。吳貽弓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后來這部片子在電影節上破例放第四場時，連走廊上、臺階上都坐滿了人。”
《城南舊事》在國際上的獲獎，開辟了中國電影走向世界舞臺的道路，此后，中國電影人開始頻頻在國際上露面，陳凱歌的《黃土地》、張藝謀的《紅高粱》等影片在國際上也相繼綻放光彩，中國電影引起世界影壇的關注。此時的吳貽弓，已經由電影導演開始兼而參與行政事務——擔任上海電影局局長。如何讓更多的中國電影走上國際舞臺，與世界進行藝術交流，成為他思考的問題。
１９８８年，“中國電影周”活動在北京舉辦，吳貽弓、張藝謀、謝飛等諸多導演在此碰面，他們開始形成一個想法：在中國創辦國際電影節。這一想法令他們感到興奮。之后，吳貽弓下定決心，要籌備建立上海電影節，“當時我就說，我們要做的是一樁很有意義的事情，在中國電影界可能會留下‘史話’的意義。”
當時，亞洲有日本東京電影節、韓國釜山電影節等，設立上海電影節更是迫在眉睫。為籌備電影節，從１９９０年開始，吳貽弓一方面到各大國際電影節取經，另一方面多次到北京，向相關領導就創辦電影節的想法、詳細的操作模式等進行匯報。當時相關領導都給予了他很大的支持。
在吳貽弓的不懈努力下，１９９２年秋，國務院正式批準創辦上海電影節。１９９３年２月，上海電影節組委會宣布成立，吳貽弓擔任執行副主席。“那時候資金非常緊張，但社會各界給了很多的贊助，全國各企業給電影節捐款，也有一些企業用實物贊助，包括組委會工作人員穿的襯衫、鞋，吃的醬菜、火腿腸、八寶粥，都來自這些企業。”為了節省開支，吳貽弓也身體力行，到北京開會時，他住在普通招待所里，出門打“面的”。而從電影節組委會成立到開幕的９個多月，１００多名工作人員每人每天僅有1塊錢的飯補，很多工作人員為節省組委會開支甚至自掏腰包。“都是對于電影的熱愛在支撐著我們。”吳貽弓感慨道。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４日晚，籌備了９個多月的第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閉幕。閉幕式結束，曲終人散，吳貽弓獨自站在舞臺上，熱淚盈眶。
第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共有３３個國家和地區的１６７部影片報名參賽。此后兩年一屆，到１９９７年以后改為一年一屆，直到今年６月，上海國際電影節已舉辦了１１屆。第11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吸引了來自７８個國家和地區的１０９４部影片報名參賽，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中國電影人應該為此而感到自信，”吳貽弓說，“借助這樣的平臺，我們也更應該握住時代的脈搏，記錄時代的記憶，展現中國的形象，這樣的影像才有存在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