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下載排行、美國公告牌排行、網絡搜索排行，以及音樂選秀節目推出的歌手榜、金曲榜……以“權威”之名推出的排行榜，僅音樂類的就不下10個，為什么“私家”排行榜卻成了話題？互聯網學者和社會學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社交媒體上自制排行榜的出現，凸顯了“娛樂話語權”的遭遇的尷尬：
●學者稱娛樂排行榜在大眾心中早已“不那么干凈”。營銷無孔不入，排行榜和娛樂話語權，不過是一種利益訴求。
●“明星”的誕生機制，在“大眾投票”和“導師亮燈”間找平衡。搶著說話，緣起大眾不愿成為娛樂資本的“消費品”。——編者
“私家”排行榜成為現象。重視自我感受的年輕人，頻頻出手編制自己心中的排行榜。與此同時，商場、餐廳等播放的歌曲，成為“隱性”的私家排行，試圖在暗中左右流行。
署名“梁歡”的微博，幾天前發布了“我心中的華語樂壇歌手唱功排行榜”。其中鄧麗君以100分位居第一，之后是陳奕迅、王菲、張學友、劉歡等人。不過，也有不少明星的成績并不好看，甚至因為分數低成了看點。比如沙寶亮、林志炫獲評“先天不足、后天揮霍”得到65分，人氣頗高的五月天主唱阿信，因為“沒有音準”只得了5分，而楊冪以“不會唱歌”為由被打上“0分”。
這份草根排出的“私家”排行榜一出，立刻引發網民爭議，一天之內轉發評論超過2萬次。有人認為草根榜給了所謂專業權威的榜單一記響亮的耳光：65分的林志炫和0分的楊冪，目前正是某音樂搜索網站推薦排名的前兩位。而他們的走紅，前者憑借的是眼下風頭正盛的音樂真人秀《我是歌手》，還算有理由；后者則是演而優則唱，以一首《愛的供養》爆紅，基本算不上歌手。而樂評人在拿到這份私家榜單后，對其中的評分也大致認可，認為：“大部分比較專業，排名靠前的的確都是毋庸置疑的實力唱將，但是在某些環節上過于苛刻，有私人情緒。”
有評論稱，時下音樂排行榜越來越難以樹立權威，甚至因為唱片產業的衰弱而漸漸失去份量。這是否意味著草根的“私家排行”會成為一種搶眼表達，甚至左右人們評判明星或歌手的依據？
“‘草根排行榜’早在BBS時代就已經出現。”新媒體專家、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魏武揮告訴記者，“私家”排行榜已經成為現象。最早，受阻于網絡的互動性，草根排行榜為了搶奪眼球，只能通過一天發一條，欲知詳情且聽下回分解的“連載模式”。音樂論壇里，不同“門派”的歌迷幾乎都以這樣的模式，推出過心目中最優秀的歌手。
隨著社交網絡的興起，各種排行榜層出不窮：文藝青年制作“我心目中的詩人”，奇客在總結科幻角色受歡迎程度排行，聊天一族推出了“聊天敷衍詞語排行”，甚至還有午睡時間、下午茶美食、開車常用語等冠以“我一個人的排行榜”的榜單。
“隨著80后90后走向社會，一些隱性但是更有影響力的排行榜，也開始浮現。”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商場、地鐵站、餐廳、展會等公共場所，很多已經被“私家”排行榜占領。這些地方的背景音樂，往往由年輕人負責，他們按照自己的喜好，推薦編輯音樂。比如很多時尚風格明顯的快餐店，年輕DJ播放的流行音樂節奏輕快、個性活潑，很少會聽到“網絡神曲”這樣知名度很高，但是美譽度很低的歌曲。
公共場合的隱性歌曲排行，和“權威”機構評選公布的榜單，幾乎沒有關系。根據自己喜好播放的曲目，一方面呼應當下流行，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圈子文化，鎖定更精確的消費群體，影響很多人對評判音樂的標準。
某些所謂權威的排行榜，已經成為營銷產業的一環，利用從眾心理營銷。不過，網絡社交的討論、評價，逆反、漠視，改變了排行榜單向的信息告知作用。話語權的爭奪最終演化成利益博弈。
有學者引用網絡百科對排行榜的解釋，“排行榜最早的發明，是因為商業目的，想借人們的共趨性制造商機”，由此認為看似口碑營銷的排行榜，很容易演變成一塊廣告牌。而從幾年前彩鈴下載排行榜，引發不同歌手歌迷的論戰，到去年收視率排行榜造假人自曝“給錢就能進前十”，看似權威的排行榜，不止一次倒在輿論的懷疑之中。
是“銷量排行榜”還是“質量排行榜”？一位社會學者告訴記者，利用從眾心理炮制的娛樂排行榜，始終在偷換概念，讓消費者產生銷量高的產品，就一定質量好的錯覺，由此跌入消費陷阱之中。“諸多機構發布的排行榜，看似表達了公眾的態度，由許多消費者心中的私家排行榜綜合而成，但是其最終排名，受制于很多非實力因素的影響。在商業贊助、企業公關的作用下，排行榜早已成為營銷產業鏈的一環。”學者表示，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排行榜已經沒有了應有的公信力，變得“不那么干凈”。
曾有媒體報道，自稱是粉絲的兩位女孩，在KTV包場，操作69臺電腦點播某歌手的新專輯。事發后，她們表示包場點播由粉絲集資完成，為的就是讓偶像的點播率有所提高。歌手所在的唱片公司事發后，撇清關系，稱公司從不買榜刷榜。
相比人工點播提高“銷量”，由公司刷榜更為“專業”。去年年底，YouTube的音樂視頻排行就經歷一次“整頓”，美國廣播唱片公司、索尼、環球3家音樂巨頭的音樂視頻點擊次數，一夜之間被YouTube排行“砍掉”20億次。YouTube發現提供音樂電視點播的音樂公司，和某些業內公司簽署協議，讓后者負責“非正常”推廣，因此排行榜上的某些音樂電視的點擊量暴增。“刷榜行為”有違YouTube服務協議：“購買或操縱視頻訂戶、點擊量，都被視為違規。”據報道，環球音樂公司被減掉了10億次點播量，索尼點播量從8.5億驟降至230萬次。
YouTube和音樂電視提供方，按照點擊量等數據進行廣告分成，因此刷榜行為被嚴格監管：人工刷榜營銷，包括僵尸程序、垃圾營銷或是其他非網民訪問行為，該視頻和頻道或將被終止。
“被商業滲透的所謂‘權威’，出現了缺位，于是草根排行就從補位，上升為越位。”魏武揮表示，“私家”排行榜雖然挑戰了“權威”的話語權，但是充其量只是一種娛樂和補充。“這種傳播并沒有太深的深度，過幾天大家就會忘記‘私家’排行榜。”
更重要的是，商業利益在排行榜中的博弈，已經成為一種常態。發榜的看榜的，都已經在體系中找到了位置。打著“專業評判”“個體感受”旗號的“私家”排行榜，試圖改變娛樂圈的“話語生態”，但是最終依舊無法逃脫商業嫌疑。“私人排行榜改成定期，每周一次，網民的第一反應會是，這個私人榜也被人買通了，也不可信了。”業內人士稱，娛樂話語權已經被很多人默認為一種利益訴求。
娛樂話語權已幾經易手。“草根”不滿足于“我的快樂你說了算”，更不愿成為“娛樂資本”的消費品，排行榜只是這種掙扎的表現之一。社交網絡正在挑戰傳統娛樂媒體的話語權。
之所以排行榜成為平民草根和娛樂資本對立的爆發點，和選秀節目的變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從“超女”找草根歌手，到“我是歌手”讓明星重回舞臺，有評論稱，這種變化的背后，是電視真人秀從消費平民到消費明星的又一次轉變。而從“大眾投票”到“導師亮燈”的轉變，則顯示出娛樂資本希望加強自己說話的分量。正是在這種轉化過程中，娛樂話語權遭遇資本侵蝕，引發了眾多“草根”觀眾的不滿。
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張閎，認為傳統娛樂媒體已經不再是“絕對權威”：互聯網同一平面上的點狀傳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傳統媒介的話語結構。
于是，雖然電視提供了節目內容，提供了備選的“明星”，但是誰是真正值得掏腰包的“偶像”，傳統電視媒體和社交網站，往往會給出不同的答案，“私家”排行榜和商業干涉下的“權威排行”之間，于是也矛盾重重。
同時，互聯網研究認為，有了社交網站的參與，傳統媒體和排行榜“制造”的明星，其一言一行必然會被放大，必然面對被社交媒體批評、指責，甚至曲解的圍觀討論。而這種面對明星的“負面反饋”，正是草根不愿被娛樂資本牽著走的心態造成的。
那么，平民草根和娛樂資本之間的話語權爭奪，是否能找到平衡？“娛樂排行榜本身需要明確自己的定位，需要告訴歌迷，我的排行規則到底是什么。”一位業內人士表示，無法排除資本對排行榜的影響，但是真正的權威排行，運作過程首先需要增加透明度。比如，美國的《公告牌》雜志，以發布各類流行項目的榜單信息與名次的排行統計聞名。其確立娛樂話語權的過程，正是減少商業干預、吸納草根意見、增加透明度的過程。發布的榜單中，由唱片公司提供的名單，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已經被大幅叫停。重點推出的是更接近大眾口味的“點唱機最常播放歌曲榜”，以及業界口味的“電臺DJ最常播放歌曲榜”，同時輔以“專輯銷量榜”，各榜單呈現出的不一致性，反而成為其客觀可信的保證。
“大眾不愿成為娛樂產業鏈條上的道具。”一位資深評論人對記者說，娛樂產業的商品是情感訴求，為人們提供觸動心靈、可供宣泄喜怒哀樂的內容，所以一旦資本在其中“作假”——假排行、假觀眾、假專家，就會引發大眾情緒的強烈反彈。“私家”排行榜是對資本“入侵”的一種抗拒，借助網絡社交，傳統娛樂媒體的話語權，需要在消解中找到新的平衡，必不可少的是大眾更多的參與。
引發爭議的私家排行
由網民“梁歡”發布于微博平臺——梁歡 唱功排行：
楊冪：0分
理由：不會唱歌。
阿信：5分
理由：嘗試用氣息唱歌，但不集中，而且沒音準。
李宇春：15分
理由：會唱歌、能討論唱功的分水嶺。只可惜本身音域窄。
張杰：45分
理由：唱將的分水嶺。
劉歡：75分
理由：歌神的分水嶺。唱功卓絕，并且沒有了音樂上的“壞品味”。
陳奕迅：95分
理由：在落后的唱法體系中，有體系地向國際靠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