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銀幕上的法律故事照進現實,影視劇正成為公眾理解法律知識的重要窗口。近年來,一批兼具法治精神與人文關懷的影視佳作涌現出來。《底線》中的法官在情與法之間艱難抉擇,《掃黑風暴》中的正義之光穿透黑暗迷霧,《警察榮譽》中的基層民警用瑣碎日常編織安全之網……這些作品在屏幕上開辟出兼具溫度與深度的普法新場域,改變并深化著公眾對法律的認知。抽象的法條化作具象的人生,理性的規則浸潤感性的體悟,法律不再是復雜難懂的文本,而變得可知、可感、可觸。
影視劇普法教育的溫度,產生于對個體命運的真切關懷。法律的溫度都是在具體案件、具體人物命運中得以彰顯的。《第二十條》中,農民王永強在妻子遭到村霸凌辱后憤而反擊,公交車司機張貴生為制止犯罪挺身而出卻失手致人死亡,少年韓雨辰面對校園霸凌勇敢反抗卻陷入“是否防衛過當”的爭議。這三個人物的故事交織出“正當防衛”認定中的復雜現實,也將抽象的法律條款轉化為一個個具體而真實的生命抉擇。
法律重在實施,而實施的關鍵也在于人。影視劇普法教育的溫度,還源于對法律實踐中“人的維度”的細膩呈現。《底線》中,法官審理離婚糾紛時既恪守法律條文,也悉心考量情感創傷與子女未來;《警察榮譽》里,新老民警處理市井糾紛時所展現的共情與智慧,讓觀眾看到執法者不僅是規則的守護者,更是生活的守護者。人的溫度、人情的溫度,使觀眾意識到,法并非遙不可及的威嚴符號,而是維護尊嚴、保障權益、安頓生活的堅實力量。
影視劇普法教育的深度,則源于對法治精神的精準詮釋。影視劇的普法教育不是將法律簡化為非黑即白的教條,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價值邏輯與社會意義。《沉默的真相》中,檢察官江陽為徹查侯貴平案真相,歷經十年艱難求索,付出了青春、事業、家庭乃至生命的代價。他所堅守的不止是個案的真相,更是程序正義背后那不容踐踏的法治信仰。《巡回檢察組》以重新查明“九三零殺人案”為開端,但并未止步于冤案平反的戲劇性呈現,而是通過深入介紹巡回檢察工作的運作邏輯與實踐過程,剖析案件在調查、審理全流程中可能存在的程序疏漏、證據瑕疵等問題,彰顯出法治體系自我審視、自我糾錯的勇氣與決心。這些作品以戲劇沖突為外殼,以法理思辨為內核,讓觀眾在追劇的“沉浸式體驗”中,不僅知曉“法律如何規定”,更深入理解“為什么法律要如此規定”。
更令人矚目的是,影視劇以“刀刃向內”的勇氣,深刻揭示了法治體系的自省與革新。《以法之名》聚焦檢察偵查領域,直面司法系統存在的問題,深入講述檢察機關對司法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偵查過程。創作者通過對“保護傘”如何定罪、偽證罪之構成要件等復雜法律議題的劇情融入,引導觀眾認知司法內部監督的制度邏輯與現實必要性。在這些作品中,觀眾看到的不僅是正義的實現,更是一個法治系統如何通過自我完善抵達真正的司法公正,在自我革新中不斷發展成熟的法治中國。
然而,影視劇終究是藝術創作,其普法教育功能的實現,必須兼顧藝術表達與法理嚴謹。遺憾的是,當下部分作品在創作中出現失衡現象:為追求戲劇效果與市場熱度,不惜犧牲法律專業的準確性,使本應傳遞法治精神的內容,出現符號化與奇觀化的誤區。比如,某劇中對槍支彈道分析的錯誤呈現、關鍵物證鏈斷裂等專業瑕疵,雖細微卻足以削弱作品的說服力。創作與法律相關的影視作品,應當致力于構建一種“法理情境化的敘事能力”。這意味著創作者不僅需要準確理解法律的內核精神,更需要具備將法理有機融入情節沖突、人物塑造與價值抉擇之中的藝術轉化力。它需要通過角色的困境與成長、案件的曲折與推進,讓觀眾在情感共鳴中自然理解程序正義的必要性、證據規則的重要性以及法律背后復雜的價值判斷。
因此,對承載普法功能的影視作品的更高追求,在于以藝術的方式構建出一個既真實又可感的法律世界。既要經得起專業性的審視,又要承載得起藝術的表現力;既需要呈現法律的剛性約束,也需要傳遞其保護人、關懷人、啟迪人的柔性價值。唯有當法律敘事與藝術敘事達成有機統一,影視劇才能真正成為滋養法治文化、塑造公民法治意識的優質載體。這既是當代普法珍貴的啟示,也是影視藝術參與法治文明建設的深遠意義。
(作者系遼寧大學法學院講師)
《光明日報》(2025年09月1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