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之間大丈夫——《陶行知畫傳》里的故事
1944年，重慶鳳凰山古圣寺中，孤兒難童“盛裝”舞蹈，綻開笑臉——避難于古寺的育才學校，用智慧和美的啟迪澆灌出一片蒼翠馥郁，而將這片斷垣頹壁改造成樂園的人，正是陶行知。
“平時要以‘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達者不戀’的精神培養學生和我們自己，有事則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動’相勉勵。”這是陶行知先生倡導和奉行的“大丈夫精神”。俯下身軀，貼近苦難中國的大地，“為了苦孩，甘為駱駝”，為民族獨立解放，不怕吞噬殘害李公樸、聞一多后的“第三顆子彈”，陶行知，就是這樣一位大丈夫。
作者周洪宇教授自上世紀80年代初從事陶行知研究，迄今已逾三十年。《陶行知畫傳》中，作者秉持嚴謹的歷史態度，展現了陶氏一生艱辛的尋找之路，尋救國救亡之正途、找求學求真之教育。“不帶半根草去”的陶行知，以短暫的人生拓展了生命價值的多元性，實踐了“愛滿天下”。
全書解析了陶行知的文化背景與經歷，意圖破解陶行知家事興衰、求學征程、婚姻家庭和人際交往的密碼。作者以時間為畫筆，渲染出陶行知“文化偉人”的精神底色，鋪陳了雜糅中西的政治文化觀念和宗教思想，對陶氏三十年文化實踐的影響；展現了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大轉型時期，一代知識分子進行的抗爭與探尋。陶行知“自我對立”的文化經歷，熔鑄了一個具有“中華民族優秀的人格范型”的人。
20世紀初，眾多知識分子秉持“教育救國”理念，嘗試用教育這把開山辟路的鐵鋤頭，墾荒貧瘠落后的故土：1918年，上海陸家浜的貧民區有了一所中華職業學校，校長黃炎培規定招收“寒素子弟”入學，倡導教育與社會結合；1919年，張伯苓在南開洼八百畝圍塘上開建南開大學，“知中國，服務中國”的辦學原則，推動南開大學成為“民國教育史上最大的奇跡”（陳平原語）；1927年，在沾滿鴉片與賭博積習的破落小莊，陶行知和學生親手建設曉莊師范——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改造社會的精神、健康的體魄和藝術的興趣，集合了近代教育改革家的訴求。黃炎培、張伯苓、陶行知等有識之士，皆以教育之力改造舊社會，實踐著“辦學校來喚醒民眾”（蔡元培語）。
細觀陶行知，“一生為一大事來，為一大事去”是其教育實踐的執著追求。作者勾勒出一個教育改革先鋒的身影，概述陶行知在高等教育改革、鄉村教育運動等七項改革中的獨特建樹。繼而，綱舉目張，將陶氏四次辦學的過程安置在嚴密、完整的框架中，令其不同階段的辦學實踐，既有縱向的時間輪廓，又有理性、客觀的評判。而在解析陶行知的文化背景和教育實踐后，作者才濃墨重彩地鋪敘陶行知最重要的文化貢獻——生活教育學說。風雨不動安如山，乃陶行知從事教育改革、探求生活教育理論的真實寫照。
《陶行知畫傳》因“畫”之名，精選250余幅圖片，文與圖相得益彰。為更真實地還原歷史，作者查閱大量書籍、史料，多次輾轉北京、上海等地的陶行知研究會，并親赴哥倫比亞大學翻印圖片。書中共收集136幅陶氏老照片，43幅陶氏的手書、印章。而對于陶氏家鄉、戰亂的中國、散于全國的學生，凡可幫助讀者品讀陶行知的圖片都被用心地選入，以呈現一個時代的全貌。
翻閱書中圖片，一個真實的陶行知呈現于眼前。讀書時他身形微胖，西裝革履，蹬黑色皮鞋，系領帶；留美歸國后，他褪去洋裝，日漸瘦削，著中式長袍、馬褂或中山裝。相機記錄下的陶行知大抵有三類表情：或平靜深邃，或憂憤，唯有與孩子在一起，才露出最開懷的笑。細看扉頁中陶行知身穿中山裝的老照片，眉頭微皺，倒背雙手，衣襟處已嚴重磨損，胸口別一鋼筆，身后模糊間可見一個稚嫩的孩童。
幾近書尾，是一幅陶行知1938年7月流亡海外時的照片。他右手執折扇，端坐在囚禁蘇格拉底的石牢前，靜默于鏡頭。宙斯神廟空留廢墟，蘇格拉底在雅典街頭的話語仍激蕩于心，“沒有什么壞事會危及一個正直的人，不管是生前還是死后，他和他所有的一切都不會被神所拋棄”。蘇格拉底決然赴死，開啟了延續至今的哲學辯詰；而陶行知在病逝前說：“我提議，為民主死了一個，就要加緊感召一萬個來頂補”，則讓今日的我們重新開始思考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正義與美德的力量。（作者系山東教育出版社編輯）
（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