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8日，日本宣布投降后3天，豐子愷創(chuàng)作的漫畫《勝利之夜》。本報記者 李韻攝
2013年7月7日，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76周年紀念日。上午，一個名為“為了和平，收藏戰(zhàn)爭”的文物展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開幕。來自四川建川博物館的300余件文物和300余張圖片，生動鮮活地講述著一個個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從不同角度展現(xiàn)了那場波瀾壯闊、慷慨悲壯的全民族抗日戰(zhàn)爭。
讓文物說話
本次展覽分為敵后戰(zhàn)場、正面戰(zhàn)場、川軍抗戰(zhàn)、美軍援華、不屈抗俘、漢奸丑態(tài)、日軍暴行七個單元，以豐富的歷史實物真實展現(xiàn)了全民族抗戰(zhàn)的主題。
從為紀念“九一八”事變七周年而制作的“義勇軍進行曲”彩瓷墨盒，到129師司令部作戰(zhàn)參謀、冀南軍區(qū)參謀長陳明義的工作筆記本；從十八集團軍給中國婦女運動領導人劉清揚開具的捐款收據(jù)，到八路軍山東軍區(qū)情報處編印的《情報匯編》、115師情報處編印的《敵偽政治情報》；從見證了蔣介石發(fā)表廬山談話這段歷史的“廬山受訓”瓷壺，到圖文并茂記錄中國遠征軍在印緬征戰(zhàn)及軍旅生活的衛(wèi)立煌題《滇西作戰(zhàn)實錄》；從刻有抗日警語的川軍竹制旱煙袋、貴州童子軍旗幟，到美軍飛虎隊銅鷹標識和美軍飛機座椅；從日本侵華老兵荻島靜夫的日記、影集，到馮玉祥題記《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從何香凝創(chuàng)作的國畫《送寒衣與傷兵回營》，到豐子愷的漫畫《勝利之夜》、張大千之兄張善子的國畫《飛虎圖》……展品中僅國家一級文物就達51件（套），充分體現(xiàn)讓文物說話的特點。
展柜中有一組書信吸引了記者的目光。從說明牌可知，這是一位化名蔡良的新四軍軍人在戰(zhàn)時給家人的信件。埋下頭細看，這些家書寫在新四軍司令部用箋紙上，時間從1937年到1939年，內(nèi)容多為他作為親歷者的抗戰(zhàn)見聞，提到了日本已占領九江，還有日軍仍在沙河、南昌鋪、瑞昌與我軍激戰(zhàn)的信息。信里寫道：“日本鬼子不驅(qū)出中國去，兒就不回家，誓死為抗戰(zhàn)奮斗到底”，表明了堅定的抗戰(zhàn)決心。很顯然，當時的家書轉(zhuǎn)遞頗費周折，烽火歲月的痕跡定格在了那枚小小的郵戳上。
文物背后的故事
此次在軍博展出的抗戰(zhàn)文物，不過是四川建川博物館浩瀚藏品的冰山一角。作為中國民間最大的博物館，建川博物館的藏品總數(shù)已超過800萬件，僅抗戰(zhàn)文物就已達200余萬件，其中國家一級文物153件。
“別人收藏梅蘭竹菊、春花秋月、才子佳人，我收藏的大多是充滿了血腥和滄桑的民族災難，是在收藏‘歷史的細節(jié)’，在完成一本‘歷史啟示錄’。”樊建川談起自己與眾不同的收藏時如是說。
他插過隊，當過兵，教過書，1993年為收藏而辭官經(jīng)商。最初的收藏緣于他難以割舍的軍人情結，但很快愛好變成了責任。他認為，收藏民族記憶不僅僅是國家的事情，民間藏家也該承擔起責任。于是，2005年他修建了建川博物館，因為“珍貴的藏品鑒定為文物后，就不能進行買賣了，這樣能更好地保存下來”。
據(jù)介紹，這次展出的文物，每一件背后都有令人難忘的故事。
“如果沒有這枚小小的印章，當年我們作為勝利者去日本的那段歷史真的沒有任何文物可以證明了。”樊建川指著展柜里的“廖季威先生水晶印章”說。一個偶然機會，樊建川認識了四川省圖書館退休館員廖季威。廖老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3期學員，1936年畢業(yè)后回國參加抗戰(zhàn)。日本投降后，1946年5月27日，中國駐日占領軍先遣人員、上校參謀廖季威同國民黨第67師師長戴堅等人，從上海乘坐B-24重型轟炸機前往日本，先后同美軍商談了中國駐軍地點、駐軍的編制、裝備及車輛運輸?shù)葐栴}。同年7月，廖調(diào)任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中國駐日代表團軍事組上校參謀，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懲辦戰(zhàn)爭罪犯。他參與了引渡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谷壽夫等12名戰(zhàn)犯回國接受審判的工作。在日期間，廖在東京刻了一枚水晶印章，上刻有“購于東京”字樣，成為當時中國以勝利者之姿參與東京審判的歷史見證。
為了收藏這枚印章，樊建川三次登門拜訪。當時90多歲的廖老本已同意捐贈，可“都放到我手上了，又要回去了。他說實在舍不得，答應去世后讓孩子捐贈”。樊建川說。2007年廖老逝世后，他的兒子把印章和其他一些資料都捐了出來。印章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據(jù)悉，“建川博物館抗戰(zhàn)文物展”將持續(xù)到7月25日。（本報北京7月7日電 本報記者 李 韻）
記者手記
要嚴肅地看歷史
記者在展廳里看到幾位身著統(tǒng)一文化衫的孩子。他們在一張圖片前嬉笑著、討論著什么。走近，細聽，他們討論的竟然是照片上那位被日軍斬首的婦女，身體是怎么扭曲成那種程度的。而他們旁邊的一位成年人也在興致盎然地發(fā)揮著想象力。記者控制著情緒，上前攀談得知，他們是來京參加夏令營的小學六年級學生，成年人是一位家長。問及抗日戰(zhàn)爭，孩子們一臉茫然，家長說：“學校還沒教呢。”
我們不能指責孩子們，現(xiàn)行的教育體制中，中國現(xiàn)代史要到中學高年級才學，小學生對抗日戰(zhàn)爭這段歷史的無知是可以理解和容忍的。但無法容忍的是那位家長，面對孩子們因無知而完全扭曲的討論，他非但沒有制止、引導，反而眉飛色舞地參與。可惱！可恨！可悲！
我們這代人是在《地雷戰(zhàn)》《地道戰(zhàn)》《小兵張嘎》中認識抗戰(zhàn)的，而我們的下一代印象中的抗戰(zhàn)，是影視劇里徒手抓飛彈的功夫英雄、談情說愛的戰(zhàn)地浪漫。誰之過？！
76年過去了，還有誰能以親歷者的角色講述那些驚心動魄的戰(zhàn)斗？還有多少關于那場戰(zhàn)爭的記憶會被時間沖淡？幸好還有歷經(jīng)千難萬險留存下來的文物。展覽的最后一件文物是一個日軍手搖警報器。本是侵略用具，但成了我們的戰(zhàn)利品，或許展覽是想用它來提醒、叫醒觀眾，我們這個民族曾遭受過多么巨大的磨難。
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民族，中日永不再戰(zhàn)是兩國人民的共同心愿，但歷史不容篡改；歷史，更不該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