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舒同傳》，三部現代史
人是歷史的主體，某種意義上說，寫歷史就是寫人；寫傳記就是寫歷史。舒同是著名革命家，又是書法大家，這位集革命家和書法藝術大師于一身的傳奇人物，為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建設，為中國新文藝的建設，為新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都做出了杰出貢獻。這本《舒同傳》（王建華、謝一彪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問世，彌補了舒同無傳的缺憾。兩位作者以翔實的史料和生動的文筆，再現了舒同跌宕起伏、富有傳奇色彩的“革命加書法”的一生。而從寫歷史的角度講，這一部《舒同傳》其實可以看作三部現代史，一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二是中國現代書法史，三是中國現代社會文化史。
舒同在大革命時期，創建中共東鄉縣支部，并任支部書記，后參加紅軍，經歷了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參加長征，任紅四師政治部主任。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總部秘書長、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等職。解放戰爭時任山東分局委員兼秘書長、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三野”政治部主任。新中國成立后任華東局常委兼華東局宣傳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主任、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校長，后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60年代調任陜西省委書記處書記。“文革”結束后，他還曾擔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與那一代革命家們一樣，在每個時期，他都不是一般性掛個職務，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做了大量實際工作。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對這樣一名我黨高級領導人的人生記敘，不就是一部生動的中國革命史嗎？
舒同的書法作品，如果稍加注意，就會發現，一是歷史長，二是無處不在。早在延安時期，“中國抗日軍政大學”，“延安新市場”這些大家早已熟悉的字，就出自舒同手筆。新中國成立后，北京的“宋慶齡同志故居”，“全國農業展覽館”……在陜西，他書寫的“西安晚報”、“陜西畫報”、“五丈原”等數以百計的題名牌匾，熠熠生輝。舒同的書法，在生前就早已被各界人士稱贊、欣賞。毛澤東譽之為“紅軍書法家，黨內一支筆”，何香凝稱之為“國共有兩支筆，國民黨是于右任，共產黨是舒同”，曹禺贊為“一代宗師，吾黨之榮”，而書法大師啟功更是稱舒同為“千秋翰墨一舒同”。
舒同書法藝術的成長、升華的過程，就是中國20世紀的書法發展的一個縮影。舒同少年時就顯露書法天賦，在長征途中，舒同以書法藝術作品激勵軍民斗志，他的書法與陸定一的長征小調、黃鎮的沿途寫生、李伯釗的歌舞、廖承志的木刻，共同構成長征中閃亮的文化風景線。延安時期，舒同書法藝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以渾圓、飽滿的嶄新風貌宣傳了革命，鼓舞了抗戰軍民，為革命做出了獨特貢獻。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遭遇人生挫折后，舒同更精研書藝，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晚年，舒同迎來書法藝術的又一輝煌，他領銜創建了中國書法家協會，并擔任首屆書協主席。舒同的書法，因為內涵豐富，特色鮮明，在電腦時代，形成了獨特的“舒體字”而煥發青春，傳之久遠。舒同的書法能有這樣的成就，達到這樣的高度，其實與他的革命經歷密不可分。他的筆墨中其實飽含了他的人生磨礪與人生感悟。
《舒同傳》還是一部生動的20世紀中國現代社會文化史。舒同漫長的一生，經歷了多個歷史時期，接觸了上至最高領袖，下至普通士兵、販夫走卒的各色人等，從事了多方面的工作，而且他又是高壽，人生跨度大。對這樣一個人物的全景描述，當然具有社會文化史意義。
好的人物傳記其實就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史學著作，而對歷史敘述的可靠與真實，是一部傳記的根基。特別值得稱道的是《舒同傳》在史料搜集和處理方面的工作。作者歷時兩年半，既有實地考察，又到各地圖書館查閱資料，加上人物訪談，搜集了大量歷史文獻。舒同家人也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其中《舒同致石瀾信》、《我的檢討和交代》等文獻以及大量書法作品和人物照片，多是首次與讀者見面。書中征引各種原始文獻和資料，大大提升了此書的史料價值與學術價值。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