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地區文化發展經驗一瞥
旅程藝術節文化沙龍現場，聽眾積極發言
日前，香港藝術家榮念曾于1979年發起的旅程藝術節首次在北京展開它的第33次旅程。5天時間里，來自香港、臺北、新加坡的戲劇工作者與北京同行相聚于北京蓬蒿劇場，在蓬蒿劇場主人王翔的主持下，參與者通過研討會、文化沙龍及戲劇展演方式就戲劇文化組織同政府、民間、文化政策的關系交流經驗。除卻戲劇自身，與戲劇相關的諸多社會文化議題也成為藝術家們討論的熱點。本次論壇的嘉賓、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教授齊勇鋒認為，論壇總結出的華語地區劇場文化發展經驗能成為當前我國文化發展事業的學習案例與鏡鑒對象——旅程藝術節將兩者進行了有益的整合。
大型文化空間運營之道
戲劇演出如何發生發展？或者更基本的，戲劇如何存在？其依托是基于健全、良性的文化組織。本次旅程藝術節第一個論壇的議題便是“評議文化組織——政府支持或半政府支持下的大型文化中心”。與會報告人以個案報告和對談方式闡述了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臺北中正文化中心、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等如何在政府支持下展開運營。
依靠政府支持是大型文化中心的優勢所在。以臺北中正文化中心即“兩廳院”為例，充足的表演場地以及60%的政府補助使其能夠專心做“經紀公司不做的”和“表演團體做不到的”事情。所謂“經紀公司不做的”，是指打破經紀公司的利潤壁壘。如享譽國際的一流名家演出均以合理票價銷售，使得普羅大眾都有機會走進劇場；邀請具有挑戰性和時新性的世界級演出，帶動本地表演藝術的發展；在引入國際表演的同時，與本地團體合作發表作品，建立起國際交流平臺。所謂“表演團體做不到的”，則是針對本地表演團體的弱項，以較充足的創作經費嘗試制作高風險作品，并以完善的專業劇場設施及人力實現創意，以穩定的演出檔期規劃長期演出計劃。除此之外，中正文化中心還經營表演藝術圖書館，發行華語地區首屈一指的表演藝術雜志《PAR》。由此可以看出，大型文化中心在專注藝術的同時，更注重從優勢出發吸引多種樣態的藝術表演，兼具社會教育責任和文化開蒙的使命，從而將文化中心塑造成多元化的文化空間。
民間文化組織的旅程
旅程藝術節的第二個論壇主題為“評議文化組織——民間發起的文化組織”。與會學者、文化評論人及機構負責人從不同角度解讀了不同類型的民間文化組織的歷史發展、形態功能及存在意義。
中國藝術研究院教授劉青弋從社會文化層面談到，香港“進念·二十面體”革新了傳統排演方式，重新構建了劇場的社會功能，確立了自身明確的核心價值觀，對促進社會民主起到推動作用。臺北表演藝術聯盟副秘書長杜惠萍介紹了該組織成立的緣起以及主要工作目標和概況。表演藝術聯盟除了進行日常事務性的行政工作，如“建立表演藝術界和政府部門間的對話與溝通渠道”、“開發整合表演藝術界資源”、“激勵整體藝術環境成長”等外，亦成為文創產業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每年定期舉辦藝術節及大型藝文活動。聯盟舉辦的華山藝術生活節在華山文化創意園區展開，為期一個月的藝術節吸引世界各地的策展人和表演團體前往演出，至今已成功舉辦三屆，形成產業品牌。新加坡文化評論人黃浩威介紹了本地戲劇團體“戲劇盒”所進行的一系列跨族群劇場實踐，并提出受國家資助的民間文化組織是否該回避演出敏感禁忌題材的疑問。
文化政策與民間文化組織
民間文化組織的生存大環境仍是整個社會空間，文化政策是為其指引方向的風向標之一。文化組織和文化政策的關系怎樣支持和促進民間文化組織的生存、發展和創作呢？這二者之間是相互博弈還是相互推動？第三場論壇以“評議民間文化組織與文化政策的互動關系”為主題，香港和新加坡相關人士介紹了當地文化政策，從不同角度提出認識與省思。
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才藝拓展兼藝術拓展部副司長黃月薇曾是劇場工作者，她詳細介紹了20年來新加坡文化硬件及軟件建設。新加坡政府發布的“文藝復興城市報告”，分階段設立不同的任務重點，如藝術人才培養、文化組織專業化和建立觀眾群為第一階段，將新加坡文化引入國際的“藝術和創新經濟”為第二階段，發展內容、文化慈善和生態系統為第三階段。她觀察到藝術家對政府決策的批判及挑戰，如認為政府的政策考量是以經濟利益為目的。黃月薇表示，藝術家的挑戰姿態是必然現象。政府除了開展藝術和文化探討外，還應將角色轉變為資助和發展中介，幫助藝術家建立資源和聯系網絡，不斷制定新的政策和策略。
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的陳淑莊律師，有近20年舞臺表演經驗。她審視了香港文化機構的種種歷史演變，根據具體案例指出政府決策在缺乏長遠文化愿景的捍衛下，很有可能變成文化砒霜。但也有案例表明，政府對作為“本地文化發展的最大推動力”的民間文化組織的扶持能夠促進藝術良性發展，比如，政府以低廉的租金為藝術團體提供場地，催生出藝術村、土瓜灣牛棚等創作空間。陳淑莊認為，目前香港除了應成立職責更為明確的文化部門外，還應使文化融入生活以及各項公共政策之中，使其成為公共行政中的一種語言，這樣文化產業的發展才能永續。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