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是情之所在，情之所至——冼星海與聲樂作品的情緣
冼星海是我國近現代著名的音樂家、作曲家，他一生對音樂執著追求，為我們創作了許多不朽名作，寫下了體裁多樣、題材豐富的音樂作品。在他短促的創作生涯中，共作歌曲數百首（現存250余首），大合唱4部、歌劇1部、交響曲2部、管弦樂組曲4部、狂想曲1部以及小提琴、鋼琴等器曲獨奏、重奏曲多首。此外，冼星海在1939年到1944年期間為古典詩詞譜寫的藝術歌《別情》《楊柳枝詞》《竹枝詞》《天凈沙》《漁夫詞》等堪稱藝術歌曲之精品，已成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新音樂發展不可忽視的材料。《別情》《楊柳枝詞》《漁夫詞》等是他藝術歌曲的代表作。
我們知道歌唱是詩與音樂的有機結合的綜合性的藝術形式。在歌曲中，連接和維系詩與樂的紐帶是人類豐富的感情。歌唱是情之所在，情之所至。冼星海的《別情》是較有特點的一首作品。今天我們再次對他的藝術歌曲進行分析，目的是深化對作品的理解，提高對作品的認識，從而更準確地再現他的內涵。聲樂演唱的目的是用人聲生動地表達作品的思想感情，唱歌唱情是我國聲樂演唱者始終不變的藝術追求。明代張琦說“如果以情而情止矣，如果之情以為歌詠，聲音而歌詠聲音止矣”。
歌曲《別情》采用宋代詩人呂本中的詩作。詩的意境深遠，感情真摯。音樂形象生動，作者通過豐富的音樂想像力在旋律上采用我國傳統的五聲性民族調式。曲調質樸清晰。在結構上是不帶再現的單二部曲式。歌曲的主題很有特點，以弱起的四度跳進開始，旋律進行迂回婉轉。A段的第二樂句是主題后半部的下方四度音程的移位；第三樂句結束A段，并造成一個小高潮。B段仍舊保持A段弱起的特點，采用A段的材料加以發展，總體高潮安排在B段的第二句的末尾。終止音落在調式的三音上，加強了“等得團圓是幾時”的疑問語氣，形象地刻畫出作者對家鄉親人的眷戀之情。
歌曲的鋼琴伴奏部分，是典型的藝術歌曲的寫作。伴奏與人聲的水乳交融相得益彰。A段的伴奏采取模仿主旋律的復調性寫法，扣人心弦地預示出了聲樂旋律的因素。豐富了歌曲旋律的發展，起到烘托歌曲氣氛的生動效果。B段的伴奏左手部分開始時重復歌曲的旋律，右手是一個獨立旋律線條，與歌聲構成復調性的結合。讓人們感受到歌曲的速度、力度、表情、色彩，領略到歌曲的心境。形象地刻畫出作者內心的苦澀與追求自由幸福美滿的內心世界。在和聲使用上，變格進行占有突出的地位，和弦功能關系精心安排，鋼琴時而嚴格模仿聲樂旋律，時而穿插新的材料。聲部進行的靈活處理，加之對位化的織體形成，使這首歌曲的和聲語言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
德國音樂家舒曼曾這樣評論藝術歌曲的獨特魅力：“人們發現它們聯合起來的效果更偉大得多。當簡單的樂音由發展的音節給以加強時，當歌詞被烘托到旋律的聲浪之上時，當詩的輕微節奏在和緩的交錯中同音樂節奏融合在一起時，效果則更大、更美。”冼星海的一生中創作了許多的歌曲，就藝術歌曲而言則是他的極少部分，聆聽他的藝術歌曲，如品清茶，始覺清淡、繼則有味，續而清香怡人、回味無窮。有人說藝術歌曲是音樂的詩歌。那么，冼星海極少的藝術歌曲中，他那精致、細膩、優雅、瀟灑的藝術風格是他為這幾首詞詩譜寫的藝術歌曲中的集中體現。
藝術歌曲是人聲旋律、詩歌、伴奏立體地融為一體的音樂體裁。詞曲結合得好壞是歌曲成敗的關鍵。冼星海的藝術歌曲就十分重視這一關鍵問題。做到了詞曲結合的水乳交融。首先他特別重視以字行腔，中國藝術歌曲是以漢語普通話來演唱的，歌調的漢語音韻決定了旋律的基本走向。這是遵循了我國歌曲詞曲結合的傳統，由此體現出中國藝術歌曲人聲旋律的中國風格。在他的作品中擅長運用裝飾音加強漢語的聲調趨勢，使其旋律充分體現出中國音樂獨特的音腔美。其旋律簡潔優美、上口動聽，尤其令人嘆服的是冼星海得心應手地在“以字行腔”的旋律創作基礎上結合“以意行腔”的旋律創作手法，酣暢地抒發了作曲家的情感，使其作品凸顯出特有的音樂美感，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托爾斯泰在《論藝術》中說過“偉大的藝術作品之所以偉大，正因為他們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冼星海的作品即是這樣。
（編輯：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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