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電視
俄羅斯電視廣播業在蘇聯解體后的20余年間可謂滄海劇變。蘇聯解體之時，國家和蘇共的意識形態宣傳工具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取而代之的是新政體下的利益部門和資本寡頭的盈利工具。而在短短數年之后，國家傳媒又重歸這一領域的主導地位，與私有傳媒競爭話語權和市場份額。回顧俄羅斯電視傳媒這一跌宕起伏的歷史變遷，考察和解讀形成這些歷史變遷背后錯綜復雜的成因，有助于我們了解俄羅斯電視媒體的前世與今生，思考這一變遷的價值所在。俄羅斯20余年電視廣播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3個時期：
1990-1995
這一時期，俄羅斯電視廣播傳媒的管理部門是蘇聯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其下屬部門和所有與廣播電視相關的機構、企業只能通過委員會實現財政撥款。國家廣電委員會行使貫徹黨和政府的意識形態方針和政策的職權。1990年在央視第二頻道的基礎上建立俄羅斯電視臺。而第一頻道則兼具意識形態和信息廣播功能。同時央視又開播了2×2頻道，其主要任務是制作和播出廣告。
1991年3月13日，俄羅斯電視（PTP）在第二頻道開播。同年企業家伊琳娜和季米特里·列斯涅夫斯基開辦了第一家獨立電視制作公司REN-TV。就此，蘇聯廣電委員會在電視播出的壟斷繼電臺廣播壟斷被打破之后也被打破了。這期間在央視一頻道的基礎上組建了股份制電視公司“奧斯坦金諾”。與此同時，俄羅斯境內的私人電視公司也在迅速滋長和蔓延。這類公司有3種類型：節目播出類、節目制作類和節目分銷類。
這一時期具有廣播電視傳媒市場最初形成的特質，電視節目基本上自主生產企業的產品，其生產依賴于之前的國家電視生產基礎。大部分電視廣告公司都是在某些機構的監督之下運作的。而這些機構的投資方則常常因為電視機構的管理方式而爭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
這一時期，金融寡頭B·別列佐夫和B·古辛分別建立了自己的傳媒集團。他們因為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相似而相互排斥、對抗競爭。他們在私有化過程中總是在不斷為將國家資源劃為囊中之物而爭奪不休。
時至上世紀90年代中期，俄羅斯廣播電視的廣告市場已被寡頭們瓜分殆盡。電視媒體成為許多區域賺錢的商品，而下一個時期則是傳媒大亨們各顯身手、開疆拓土的時期。
1996-1999
這一時期被俄羅斯研究者稱之為“寡頭資本主義階段”。上世紀90年代中期，大部分俄羅斯大眾傳媒可以說已經完全置于國內金融集團行政、財政和意識形態的控制之下。
上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平面媒體的需求量急劇下降，出版份額急劇減少。這些傳統媒體第一次感受到生存的壓力以及對財政補貼和資金來源的渴求。
蘇聯時期，電子媒體與其它平面媒體一樣享受國家撥款待遇。平面媒體還有一個資金來源，就是通過國營發行機構“蘇聯發行”的零售。而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大眾傳媒的國家撥款被取消，改為自負盈虧；平面媒體的訂戶和零售系統的收入份額大大縮小。據統計，直到今天平面媒體這一收入的份額仍不足地方大眾出版物銷售結構的百分之三十。
俄羅斯中央地區廣播電視媒體私有化速度比其它地區快得多。這期間的大型電視公司或頻道只要有資金入賬，不管來源如何，一律照單全收，并根據投資者的要求編播制作節目。投資者們獲得了這些媒體的控制權和經營權。金融寡頭和工業集團向大眾傳媒大量注資，其用意不僅在于商業利潤，更加在意的是表達其政治主張的話語權。他們對旗下的報刊、雜志、電臺、電視臺的編播人員有明確的任務規定，以此影響公眾的意見和政治精英的態度，進而在國家結構中游說并建立自己的利益集團。當然，最終目的是實現該集團合法存在于國家或省級政權制度中。除此之外，商業廣告的巨大利潤也極具誘惑。
政治和資本之間形成的密切關系是這一階段俄羅斯最為顯著的特點。“政治是經濟的集中反映”這句名言，在當時的俄羅斯現實中找到了最好的注解。
金融及工業寡頭不僅從大眾傳媒獲取豐厚利潤，而且也從意識形態的影響中受益。例如，葉甫根尼·克謝列夫在HTV頻道開辦的欄目總結，其觀點常常取決于該頻道擁有者古辛斯基與政權沖突的程度。如此的信息大戰一直伴隨著切爾諾·梅爾金政府的下臺（1998年3月）、基里連科政府的下臺（1998年8月）和普利馬科夫政府的下臺（1999年）。
盡管媒體表現出不同的政治傾向，但是新形式和新內容的電視廣播主體還是在不斷地產生和發展。這些電視頻道一般含有國家和私人的經濟成分。1996年CTC頻道和MY3-TV（分米）頻道創建。1997年1月REN-TV廣播公司創建。同年3月在國家第五頻道的基礎上恢復開播文化頻道。1998年新的分米頻道THT和MTV-俄羅斯開播。
1998年8月的經濟危機對俄羅斯電視業是一次較大的沖擊。隨著政治形勢和經濟狀況的惡化，電視廣播的任務開始向捍衛國家穩定的方向轉變。這一年的經濟危機向人們清楚地展示了俄羅斯的傳媒環境脫離不開國家的整體經濟和社會環境。1998年下半年電視廣播處境艱難，大部分國民經濟領域尚未見到復蘇的跡象。但是，作為大眾傳媒中最活躍的媒體——電視，卻在俄羅斯這一最新的歷史階段呈現兩個方面的積極變化：第一個變化是電視功能的變化，開辦了不同形式和功能的電視臺。第二個變化是大眾傳媒領域法制的建立健全。鑒于對后危機時代的思考，人們意識到大眾傳媒領域以及廣告業的立法尚滯后于俄羅斯民眾的期待和要求。隨后，出臺的一系列涉及大眾傳媒領域的法律法規都為國家杜馬所批準實施，但實際效果要大打折扣。違規之處常被冠之以各種堂皇的借口，或者以打擦邊球的方式來規避法規。
經濟危機給體制上帶來的教訓迫使整個大眾傳媒管理系統著手改革。1999年7月，隸屬于重組的印刷廣播電視及大眾傳媒事業部的聯邦廣播電視局創建。該局由傳媒大亨米哈伊爾·列森主持。列森是國際視頻通訊社的老板，也就是國家高級公務員，但同時把持著自己經營的商業系統。他的這種雙重身份在俄羅斯當代電視史上具有特殊性，是國家和傳媒之間商業利益互動的典型實例。
從2000年至今
國家領導人的更換是這一時期劃分的客觀依據。鮑里斯·葉利欽的退休以及弗拉基米爾·普京的上臺和成功連任等，俄羅斯當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不可能不對傳媒造成影響，特別是在國民經濟中私營成分與國家結構的關系發生比例調整的那些領域。
這一時期的俄羅斯國家電視廣播初步完成對傳媒領域國家壟斷體制的確定。但在播出內容和數量方面仍以私企制作的節目為主。當然，國家媒體并沒有放棄對收視的影響力，與私營媒體展開了收視率的爭奪戰。起先，私營的OPT自2000年至2005年一直保持收視冠軍，但2005年之后俄羅斯頻道躍居其上，后穩居收視之冠。
而兩位傳媒寡頭鮑里斯·別列佐夫和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在政治上的爭權奪利，最終在國家采取綜合利用經濟及行政手段的作用下土崩瓦解，從而喪失了對公眾信息的影響力。
這一時期俄羅斯不同所有制傳媒之間的話語權爭斗甚為激烈。各方都以維護言論自由和公民知情權為借口，代表各自利益操縱輿論和導向。而這種爭斗又很道貌岸然地將商業目的隱藏在政治訴求之下，成功者不乏其人。例如CTC電視公司因此而發展成為很強勢和有影響的電視廣播網，甚至使整個電子傳媒市場的結構都發生了改變。
這時期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比如庫爾斯克核潛艇事故、諾爾特-奧斯特人質事件及別斯蘭悲劇等一系列恐怖事件，媒體對這些事件的報道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亂，反映出俄羅斯這一階段電視媒體發展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也反映出當時傳播法的不完善——包括部分平面媒體、電視及廣播媒體所有權和歸屬不清的問題。為了從法律上規范傳媒生產和市場，俄羅斯發表了《俄記協關于2004—2007年發展大眾傳媒法規的建議》。該建議明確提出“發展大眾傳媒領域內經濟關系基礎上的法律法規”，指出大眾傳媒作為商業結構的功能發揮與傳媒環境不相適應，其正常的創建和活動缺乏相適應的法律基礎。建議認為，必須以“反映大眾傳媒領域內經濟關系特征的聯邦法律來補充現行的大眾傳媒法”。
在這樣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施下，俄羅斯電視傳媒在體制和所有制的改造中步入了良性的發展軌道。國家和私營的電視頻道各自的目的和定位越來越清晰。這一時期俄羅斯電視傳媒最突出的特點是頻道向專業化方向發展。比如國家頻道第一頻道和俄羅斯頻道等就成為關注社會政治的受眾們的首選頻道，而CTC和THT等私營頻道則屢創娛樂節目收視率的新高。國家頻道和私營頻道在節目、欄目制作水準上有高有低，但競爭結果大相徑庭。有的欄目贏得較高的贊譽，有的欄目則因監管力度的松懈而庸俗不堪，遭到批評。特別是色情、暴力等場面的過多泛濫而引發不小的社會問題。這一問題帶有世界通病，需要全球電視界高度重視。
（編輯：路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