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別離》：一次中國電影自省的機會
影院的燈光漸漸暗下，門口匆忙走進一位老者，他環顧空蕩的放映廳，在不遠處坐了下來。正因有他，讓我喪失掉了預想中“一人包場”的專利。《一次別離》，這部收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柏林電影節金熊獎以及全球各大影展共43項大獎的伊朗電影此番在國內遭遇票房冷場，似乎在情理之外，卻又是意料之中。
根據整理各大影院網站顯示的排片信息，11月13日《一次別離》上映當日北京的排片量是55家影院，共188場次；而香港電影《寒戰》的排片量為82家影院，共1029場次。很明顯，影院方面從排片開始就沒抱什么希望。截至18日，《一次別離》上映首周的全國票房僅為300萬，遠遠落后于同期上映的《守護者聯盟》《幻影追兇》《寒戰》等影片，繼去年的《鋼的琴》《秋之白華》以及今年的《浮城謎事》之后，再度上演了藝術片叫好不叫座，甚至是“院線幾日游”的悲劇。
究其原因不難發現，首先，《一次別離》在去年就收獲了海外國家的多方贊譽，但它真正進入中國影院的檔期卻是一拖再拖。很多的觀眾早已經通過網絡等其他渠道看過影片，上座率不佳也就在所難免。其次，引進作品全部采用普通話配音的形式也是觀眾流失的一個原因，更多觀眾越來越傾向于領略作品的原汁原味。
不過，與《一次別離》在票房上的失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網絡上人們的關注、熱議以及向來尖刻的專業影評人此番的一致褒獎。這樣一部投資僅有30萬美元的小成本之作，和愈發追求投資之多、技術之炫的中國“大”片相比，樸素得近乎寒酸。兩個中產階級家庭、一個社會底層人家、一所學校、一座法院以及街道，整部影片就由這樣幾個場景貫穿，故事卻從簡單瑣碎的家務入手，把普通的家庭故事處理得懸念叢生，讓每一處看似閑筆的鋪墊成為扭轉劇情的關鍵，使觀眾自始至終都仿若與角色一同經歷著生活中突如其來的挫敗以及無法回避的道德困境、信仰危機。不僅如此，作品還將個體生命的親情倫理與社會階層的道德信仰交織縱橫，以極小的切入點狠狠剖析出整個社會的現實。這種現實反映了伊朗的特殊性，但其表達的傳統與現代的碰撞、道德與法律的沖突、人性的掙扎又何嘗不是當今世界一些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沒有特寫鏡頭、沒有音樂煽情，甚至連影片高潮時各種道德觀沖擊碰撞之下的慘烈，導演都沒有過度渲染，女孩一個觸目驚心的仇恨眼神已然四兩撥千斤地達到了全部效果——純凈的兒童都不可逆轉地提前進入了充滿謊言與迷惑的成人世界。全片最后，在嘈雜的走廊中，已經離婚的男女主人公在法庭外等待著女兒的最終決定，直到字幕出現，導演也沒有給出答案。這個固定機位的鏡頭，漫長的幾乎令時間停止，絕對是對觀眾注意力的考驗。影院中同看的那位老者始終安靜，當我懷疑他是否已經打瞌睡時，他卻回過頭來饒有興致地和我探討起了這個結尾的處理：“就這樣拍挺好，女兒選擇誰根本不重要。觀眾又不是傻子，誰都看得明白。這部片子雖然是伊朗的，說的事兒卻跟咱們現在的情況一樣，不過中國的導演怎么就拍不出人家這樣的電影呢？”
2011年，中國電影票房就達131.15億元，其中國產影片的票房70.31億元，占票房總額的53.61％，票房過億的國產影片達到20部。不過數字上的繁榮卻難掩對影片質量的憂慮。全球化的侵襲之下，中國電影呈現出一派混雜之象：大片追求票房，從故事架構到拍攝手法一味套用好萊塢模式，過度強調視聽效果，對故事背后層面的探究不夠；藝術片想要贏得國際電影節的青睞，刻意追求表達上的玄之又玄，全然不顧故事性與觀眾感受，大有孤芳自賞之感；更有少數作品純粹為了娛樂，粗制濫造格調低下。凡此種種，皆因缺失創作者對社會的關注、對人性的思考、對道德信仰的刻畫，這樣的情況得不到改善，中國電影的票房成績恐怕就難以“實至名歸”。拍不出好作品的人們，時常要將責任推卸到中國電影沒有分級制度上。眾所周知，伊朗是全世界電影審查制度最嚴格的國家，但他們依然拍出了《櫻桃的滋味》《小鞋子》《熊》這樣受到全世界贊譽的優秀影片。《一次別離》的導演在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時也談到：“中國導演和伊朗導演面臨著同樣的難題，但我不會選擇跟審查制度作對，而是在它的監控下，尋找新的拍攝手法，尋找新的途徑表達自己的思想。”
《一次別離》，給了中國的電影人一次自省的機會，讓他們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的創作；給了影院負責人一次自省的機會，讓他們考慮是否能夠在大片云集的檔期給這樣的好作品留有一席之地。與此同時，作為電影觀眾的我們是否也該捫心自問，面對一張廉價的DVD甚至免費的下載，我們是否會因為一切來得太過容易而不再思考，不再懂得珍惜。是時候再一次走進影院，領略電影真正的魅力了。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