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呂遠自述:我為什么辦這么多音樂會
作品寫了、演了、觀眾還接受了，使觀眾得到力量、安慰、美的滿足，然后再現，在他們的生活中演奏、演唱，作品這才真正起到作用。
近兩年，我一直在舉辦自己的作品音樂會。2009年，“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呂遠八十回響音樂會在人民大會堂上演；2010年，“泰山之夏”呂遠作品國際友好音樂會亮相泰山天地劇場；2011年，中華紅歌會活動之一的呂遠作品音樂會唱響重慶大劇院；今年1月1日，“中華頌”呂遠60年作品音樂會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唱響。為什么要持續地辦音樂會？我感覺那是自己的一項使命。
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我為什么總搞作品音樂會，甚至有些人有誤解：“有人可能一生只搞一次自己的作品音樂會，有的人甚至一生都沒有搞過，你為什么總搞？只是為展示自己？”說實話，我現在搞作品音樂會一定程度上說是一種無奈、一種不得已的行為。
每次音樂會，我都會碰到很多老人在詢問一些歌曲。例如剛剛舉辦完的這場音樂會，開始前，我在門口看到有位老人在找歌曲《大柏地》，曾經還有人找《羊倌的歌》，說明中國相當多的老人想聽這些歌。碰到這種情況，我們該怎樣做？是不是：你聽不聽得到，與我有什么關系？我沒這個義務。不能這樣想，應該滿足他們的需要！如果這樣想，我就不是我了，我的工作就是滿足大家對音樂的需求。
有一種邏輯：音樂只為自己服務，使自己得到滿足就可以了。我小時候學音樂時也是這么想的，一個人拉小提琴自己很滿足，別人愛聽不聽，跟我沒關系。后來在60年的創作實踐中我逐漸改變了認識，找到了一些所謂的道路：一定不要忘了自己寫的東西是給中國人聽的，應該讓中國人聽得懂，這就是音樂的民族性。寫東西不要給少數人寫，應該給絕大多數人寫，這就是音樂的群眾性、革命性。音樂的三性是我做音樂的指導原則。而“服務”這個概念我也是在不斷實踐中理解的。為社會服務通常被理解成我寫的東西、領導給我的任務完成了、按時交了，就達到服務的目的了。其實沒那么簡單，很多作品很少人聽甚至寫了沒演，這就沒達到服務的目的。真正服務的目的應該是：作品寫了、演了、觀眾還接受了，使觀眾得到力量、安慰、美的滿足，然后再現，在他們的生活中演奏、演唱，作品這才真正起到作用。還可以在人民群眾之間傳播，在一個很大的層面，使很多人都受到這部作品的感染、得到好處。這時才是我在服務。如何做到？一個是文工團演出、戲匣子廣播的演出、唱片，現在發展到很多種。但有一種最直接的傳播，也就是演唱者與觀眾之間直接的交流仍然是很重要的形式。
因為種種原因，很多作曲家不能把自己的作品直接服務到群眾中去，有時寫出來容易、發表就難，更難的是演出。作品的發表量遠遠大于演出量。海政歌舞團每年生產的作品幾十部甚至幾百部，但能夠演出特別是能夠持續演出、受到觀眾喜愛的作品數量極少。導致我不得不考慮如何讓觀眾聽到他們喜愛的作品。一個團一年只能上演十幾部，很多人的作品上不去，我的要上，別人的作品怎么辦？我就想，我自己辦音樂會，可是我自己唱得很難聽，就需要團結很多歌唱家。我恨不得天天開這種音樂會滿足想要聽這些歌曲的朋友。但我肯定做不到。我可以是無償的，但歌唱家們的勞動我得尊重。還好，跟我合作的這些藝術家歌唱家基本上不計報酬，這使我很感動。
把自己創作的歌曲給人家聽，讓聽眾得到滿足，是作曲家最高的獎賞。我們這些音樂服務員就應該滿足大家。過去就是給大家寄歌片，一個音樂修養高的人能夠看著歌片“聽到”歌聲，得到滿足。但大部分人不是。他能得到的滿足只有應得到的百分之幾。這次的音樂會我把自己創作的歌曲制作了一張光盤放在節目單中獻給觀眾朋友，里面收錄的全部是很多人想聽到的呂文科等歌唱家演唱的《克拉瑪依之歌》等歌曲的最早版本，我也期待這樣的做法能夠讓年輕人聽聽那時的聲音、了解一下當時的情況和人們的情緒。
目前流行的一些不正確的音樂觀念讓我有些憂慮：從幼年時很多孩子就認為音樂就是鮮花、掌聲、名利……但這些不應該是音樂的目的，這樣音樂就變質了。音樂雖有娛樂功能，但如果只重視這些而忽略了社會功能，這就要謹慎了。社會和國家應該制定相應的管理辦法，對不同功能的音樂應有不同的辦法。我能做的就是，我知道自己應該寫哪些東西，做自己應該做的：讓孩子們聽到一些愛國歌曲，讓老人也能在愛國歌曲中得到一些滿足和慰藉。我把它叫做“音樂活動”。也包括寫一些歌劇、演出甚至出書。我越來越感覺到，應該讓希望聽到某些歌的人聽到這些作品，這就成了我的一項必要的社會工作。這樣的“傻事”是應該做的！
（編輯：孫育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