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氏孤兒故事雖然流傳已久，但其歷史真實性卻不斷遭到史學家的質疑。在他們看來，趙氏孤兒故事并不是歷史事實的真實記錄，而是司馬遷好異獵奇，根據民間傳說街談巷語進行的杜撰。

　　劉向的《新序·節士》和《說苑·復恩》依托的都是趙氏孤兒故事，但由于敘述方式的變化，它們表達的人物主題思想、呈現的文學特征和藝術效果則完全迥異。改編可能會實現改編者所要表達的現實意圖，但流失的可能是原來最具有藝術魅力和感染力的精神內核。

　　趙氏孤兒是我國古代一個著名的歷史故事，最早見于司馬遷《史記·趙世家》。故事說的是晉景公三年，晉國大夫屠岸賈欲誅滅趙氏家族，趙朔妻乃晉成公的姐姐，身懷六甲，藏入后宮。屠岸賈殺趙氏滿門后，又欲殺趙朔遺腹子，后得公孫杵臼和程嬰的幫助，趙氏孤兒幸免于難。十五年后，趙氏孤兒趙武長大成人，在韓厥幫助下攻殺屠岸賈，為趙氏復仇，趙氏也由此中興。趙氏孤兒故事經元人紀君祥創作《趙氏孤兒》雜劇搬演到舞臺后，趙氏孤兒故事得到廣泛流傳，可謂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清雍正年間，趙氏孤兒故事還遠播歐洲，成為影響歐洲戲劇的中國經典劇目之一。至今，趙氏孤兒故事仍被藝術家們以不同的藝術形式不斷地進行著演繹，陳凱歌導演、葛優主演的《趙氏孤兒》，河南豫劇一團李樹建主演的豫劇《程嬰救孤》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趙氏孤兒故事是否可信　

  　趙氏孤兒故事發生于春秋時期的晉國，但記載春秋歷史甚詳的《左傳》和《國語》均沒有細錄此事，因此，趙氏孤兒故事雖然流傳已久，但其歷史真實性卻不斷遭到史學家的質疑。如梁玉繩《史記志疑》就認為：“匿孤報德，視死如歸，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之世，無此風俗，則此事固妄誕不可信。而所謂屠岸賈、程嬰、杵臼，恐亦無其人也。”趙翼《廿二史札記》也說：“晉景公并未失國政，朔妻，其姊也。公之姊即在宮中生子，（屠岸）賈何人，輒敢向宮中索之，如曹操之收伏后乎？況其時尚有欒武子、智莊子、范文子及韓獻子共主國事，區區屠岸賈位非正卿，官非世族，乃能逞威肆一至此乎？屠岸賈之事出于無稽，而遷之采摭荒誕，不足憑也。”言外之意，在他們看來，趙氏孤兒故事并不是歷史事實的真實記錄，而是司馬遷好異獵奇，根據民間傳說街談巷語進行的杜撰。其實，在漢人著作中，記載趙氏孤兒故事的并非只有司馬遷《史記》，劉向的《新序》《說苑》也曾著錄過此故事。

　　劉向字子政，西漢末年著名學者，我國文化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目錄學家、古籍整理學家和經學家。作為西漢皇室后裔，劉向生逢衰亂之秋，經眼許多荒淫腐敗之事，出于對皇漢帝國的忠誠和憂患，他常以著述寄托自己的憂世情懷，表現自己的社會政治認知。他編撰的《新序》《說苑》《列女傳》都是根據歷史材料進行加工整理，借以表達自己諷諫意識的著作。劉向盡管在其著作中寄托了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畢竟是一個嚴謹的具有濃烈歷史意識的學者，所以，他采集歷史材料進行編撰加工時，肯定是經過慎重選擇的。他將趙氏孤兒故事著錄到自己的著作中，至少說明，他認為這是信史。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劉向對趙氏孤兒的著錄是受了司馬遷的影響，是以訛傳訛。但又正如日本著名學者瀧川資言在《史記會注考證》中所說，誰也不敢否定，司馬遷的材料不是從其他“趙人別記”中得來的。從此角度看，趙氏孤兒是否具有歷史的影子，還應該慎重對待，不可妄下定論，因為，畢竟司馬遷、劉向見到的歷史材料比我們早而且多。說不定這正是司馬遷采集拓展歷史材料的一個功績吶。

　　兩種記述兩種效果

　　但我們這里注意的不是趙氏孤兒故事本身的真實性，而是劉向對趙氏孤兒故事的記述。劉向在《新序·節士》和《說苑·復恩》中，均記錄了此故事。一個故事在一個作家的兩部著作中同時出現，這本身就非常有趣。但更有趣的是，這個故事在這兩部著作中卻是以兩種不同的敘述方式表達的。這就非常值得我們探究了。

　　《新序·節士》的趙氏孤兒故事基本是以《史記·趙世家》為藍本甚至是抄襲《史記》的文字而來，因為，無論是敘事結構還是敘事視角，二者都完全一致，故事的敘事主角也沒有變化，都是程嬰和公孫杵臼，惟有個別文字稍有出入。故事開頭先說明程嬰、公孫杵臼與趙氏的關系：“公孫杵臼、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接著敘述程嬰、公孫杵臼謀劃救孤的過程和趙氏復立后程嬰不求恩報而自殺。與《史記》相比不同的只是在故事的結尾，劉向多加了一句話：“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如果把《史記·趙世家》和《新序·節士》作為兩個獨立的文本來看，它們的主題都在張揚程嬰、公孫杵臼這樣的俠義節士的忠勇氣概，是把程嬰救孤作為俠義節士的頌歌來書寫的，所不同的是對程嬰結局的看法。《史記·趙世家》完全肯定了程嬰、公孫杵臼的悲慨壯舉，尤其對程嬰救孤后選擇自殺表示了深深的同情，而《新序·節士》則認為程嬰自殺大可不必。

　　但在《說苑·復恩》中，劉向對這個故事的敘述卻發生了很大變化。盡管故事的敘事框架基本沒變，但敘事視角和敘述主角卻進行了很大調整。《說苑·復恩》的故事主角不再是程嬰和公孫杵臼，而是韓厥。文章開頭即說：“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以此為前提，以下故事的敘述即分兩條線來進行：一條線是敘述程嬰、公孫杵臼的救孤過程；另一條線是敘述韓厥如何幫助趙氏，與晉景公謀立趙氏孤兒。文章最后結尾的落腳點也是韓厥：“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于此，故復于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后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新序·節士》和《說苑·復恩》依托的都是趙氏孤兒故事，但由于敘述方式的變化，它們表達的人物主題思想和呈現的文學特征則完全迥異。首先，《新序·節士》采用的是單線敘述的結構形式，旨在歌頌程嬰、公孫杵臼的俠義節士精神，所以，故事基本是圍繞程嬰、公孫杵臼救孤的細節展開的，不僅描寫了他們設計救孤的過程，而且也細致表現了程嬰救孤的心理活動，把程嬰危難之時不惜犧牲自己身家性命挺身而出解救孤兒的節義氣概表現得淋漓盡致。而《說苑·復恩》則將單線敘述變成了雙線的復合敘述，故事雖然圍繞救孤展開，但弱化了程嬰救孤過程的生動敘述，增飾了韓厥與晉景公的對話以及他在謀立趙氏孤兒中的作用。從文學性而言，《說苑·復恩》的故事敘述遠不如《史記》和《新序》描寫得那樣驚心動魄，扣人心弦。其次，敘事主角的變化導致故事主題發生了偏移。《新序·節士》的敘事主角是程嬰，程嬰救孤演繹的是一個節士俠義故事；《說苑·復恩》的敘事主角是韓厥，韓厥助孤則變成了一個感恩故事。程嬰救孤故事中自然不乏程嬰作為趙朔“客”對趙氏知遇之恩的報達，但故事演繹的主旨并不是程嬰感恩，而是在張揚程嬰的俠義節士情懷，在突出程嬰救孤自身行為的悲慨精神，這才是程嬰救孤故事最具藝術感染力之所在，感恩只是故事敘述的心理前提。而《說苑·復恩》只是敘說韓厥的知恩圖報，抽空了程嬰救孤背后最重要的故事靈魂，而韓厥又是整個救孤事件的旁觀者，這就不僅弱化了故事的藝術感人魅力，同時也簡化了故事本身的多義復合的價值精神。因此，從主題表達角度看，不可否認，就劉向《新序·節士》和《說苑·復恩》本身看，兩篇文章都達到了各自的預期效果，實現了對“節士”行為的歌頌和“復恩”思想的宣傳，但從藝術表現角度看，《說苑·復恩》對趙氏孤兒故事的改造是以喪失原本的藝術魅力和感染力為代價的。

　　劉向對趙氏孤兒故事的兩種敘述，一本原來的精神價值，一出自己的實現需要，都是為了彰顯自己的思想意識，但它們呈現的藝術效果卻完全不同。劉向對趙氏孤兒故事的改造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啟示：經典的改編往往難度超常，改編可能會實現改編者所要表達的現實意圖，但流失的可能是原來最具有藝術魅力和感染力的精神內核。這也許才是程嬰救孤故事，長久流傳，彌久彌新，韓厥助孤故事，雖經渲染，堙沒不聞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