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資料圖片)

　　最早發現我有一點文學才能的,是一個姓張的高個子老師。他教我們語文,是我們的班主任。他的臉上有很多粉刺,眼睛很大,脖子很長,很兇。他一瞪眼,我就想小便。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訓我,我不知不覺中竟尿在教室里。他很生氣,罵道:“你這熊孩子,怎么能隨地小便呢?”我哭著說:“老師,我不是故意的……”

　　那是我在村里小學讀三年級的時候,因為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加之上學時年齡較小,母親給我縫的還是開襠褲。為此,常遭到同學的嘲笑。張老師到我家去做家訪,建議母親給我縫上褲襠。我母親不太情愿地接受了他的建議。縫上褲襠后,因為經常把腰帶結成死疙瘩,出了不少笑話。后來,大哥把一條牙環壞了的洋腰帶送我,結果出丑更多。一是,六一兒童節在全校大會上背誦課文時掉了褲子,引得眾人大嘩;二是,我到辦公室去給張老師送作業,那個與張老師坐對面的姓尚的女老師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一打,褲子就掉了……

　　在我短暫的學校生活中,腰帶和褲襠始終是個惱人的問題。大概是上四年級的時候,我寫了一篇關于五一勞動節學校開運動會的作文,張老師大為贊賞。后來,我又寫了許多作文,都被老師拿到課堂上念,有的還抄到學校的黑板報上,有一篇還被附近的中學拿去當作范文學習。有了這樣的成績,我的腰帶和褲襠問題也就變成了一個可愛的問題。

　　后來我當了兵,提了干,探家時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級時的作文簿,那上邊有張老師用紅筆寫下的大段批語,很是感人。因為文革,我與張老師鬧翻了臉。我被開除回家,碰到張老師就低頭躲過,心里冷若冰霜。重讀那些批語,心中很是感慨。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來,沒準還能被將來的什么館收購了去呢。

　　輟學當了放牛娃后,經常會憶起作文的輝煌。村里有一個被遣返回家勞改的“右派”,他是山東師范學院中文系的畢業生,當過中學語文教師。我們是一個生產隊,經常在一起勞動。他給我灌輸了許多關于作家和小說的知識。什么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選進了高中教材啦,什么作家下鄉自帶高級水啦,什么作家讀高中時就攢了稿費三萬元啦,什么有一個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車上見到他的情人在鐵道邊上行走,就奮不顧身地跳下去,結果把腿摔斷了……他幫我編織著作家夢。

　　我問他:“叔,只要能寫出一本書,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

　　他說:“豈止是不用放牛!”然后,他就給我講了丁玲的“一本書主義”,講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頓吃餃子的事。大概從那時起,我就夢想著當一個作家了。別的不說,那一天三頓吃餃子,實在是太誘人了。

　　1973年,我跟著村里人去昌邑縣挖膠萊河。冰天雪地,三個縣的幾十萬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紅旗獵獵,指揮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著湖南民歌《瀏陽河》,那情那景真讓我感到心潮澎湃。夜里,躺在地窖子里,就想寫小說。

　　挖完河回家,臉上脫去一層皮,自覺有點脫胎換骨的意思。跟母親要了五毛錢,去供銷社買了一瓶墨水,一個筆記本,趴在炕上,就開始寫。書名就叫《膠萊河畔》。第一行字是黑體,引用毛澤東的話: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第一章的回目也緊跟著有了:元宵節支部開大會,老地主陰謀斷馬腿。故事是這樣的:元宵節那天早晨,民兵連長趙紅衛吃了兩個地瓜,喝了兩碗紅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隊部開會,研究挖膠萊河的問題。老支書宣布開會,首先學毛主席語錄,然后傳達公社革委關于挖河的決定。那部小說寫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早已記不清。如果說我的小說處女作,這篇應該是。

　　后來當了兵,吃飽了穿暖了,作家夢就愈做愈猖狂。1978年,我在黃縣站崗時,寫了一篇《媽媽的故事》,寫一個地主的女兒(媽媽)愛上了八路軍的武工隊長,離家出走,最后帶著隊伍殺回來,打死了自己當漢奸的爹,但文革中“媽媽”卻因為家庭出身為地主,被斗而死。這篇小說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天天盼著稿費來了買手表時,稿子卻被退了回來。后來又寫了一個話劇《離婚》,寫與“四人幫”斗爭的事,又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盼望著稿費來了買塊手表時,稿子又被退了回來。但這次文藝社的編輯用鋼筆給我寫了退稿信,那瀟灑的字體至今還在我的腦海里搖頭擺尾。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這樣的大型話劇,最好能寄給出版社或是劇院。信的落款處還蓋上了一個鮮紅的公章。我把這封信給教導員看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行啊,小伙子,折騰得解放軍文藝社都不敢發表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諷刺我還是夸獎我。

　　后來我調到保定,為了解決提干問題,當了政治教員。因基礎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書。文學的事就暫時放下了。一年后,我把那幾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課不用拿講稿了,文學夢便死灰復燃。我寫了許多,專找那些地區級的小刊物投寄。終于,1981年秋天,我的小說《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蓮池》發表了。(文/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