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有媒體以“文學要良心，批評需誠意”為題，報道了第二屆《文學報·新批評》優(yōu)秀評論獎頒獎典禮暨“創(chuàng)作與評論如何良性互動”作家、評論家對話交流座談會的消息，并選發(fā)了一些作家和評論家對國內文學創(chuàng)作和評論現(xiàn)狀的看法發(fā)言。

　　目前國內的批評生態(tài)，是怎樣一種情形？評論家和作家之間，是冤家或死黨，往往憑喜好或利益往來。口誅筆伐一定交惡，紅包公關必然結盟。自由對于評論而言，只是相對的解放，擲地有聲的評論必須富含誠意，建于清晰、理性的文學邏輯之上。

　　給我印象深刻的，是座談會中作家葉辛的發(fā)言，專門談文學批評的真誠原則。葉辛認為：一個好的作家實際上也是愿意聽到對自己作品比較真摯的評價和批評。有時候一個不當之處指出來，讓我們受益很久。有些作家一旦成名后批評就更少了，大家不愿去批評。作家楊沫在寫完《青春之歌》后無法寫出更好的小說，其實，她也希望得到真摯的批評。老一輩的批評家，不僅有對文學的真誠、對作品和作家的真誠態(tài)度，其自身也擁有讓人崇拜和敬佩的人格力量。

　　我們知道，對文學藝術之爭，中國人向來關起門暢所欲言，眉飛色舞，但切勿公開。一旦公開了，大家面子上不好交代、不好混。這種圈內的潛規(guī)則，眾人也早已經(jīng)熟悉了。文學魅力的久暫、閱讀趣味的差異、作者之間的好惡，復雜而微妙。而如果在文學批評中，講一些真話，則往往容易招致是非，得罪他人。所以，評論者要永遠寫令人愉快的吹捧，永遠不要寫令人憤怒的批評。當我們討論一名作家或一位無名作者的作品時，這一規(guī)則可以忽略不提，但如果編輯要求你為某個對象寫1000字的客觀而真實的評論，而此人又是一位頗受贊譽的知名人士時，那你一定要想方設法趕快推托逃避。要知道，持有公認觀點的擁護者們已經(jīng)花費了經(jīng)年的工夫來培育他的聲譽。那么，一篇令人氣憤的批評，它所攻擊的就不僅僅是一位受人愛戴的可敬人士了，它攻擊的是許多擁護者長期以來一筆實實在在的投資……所以，在如今文學批評圈中各種潛規(guī)則盛行的情況下，要沖破這些世俗桎梏，提倡在藝術批評上講真話的這種精神，的確難能可貴。

　　在文學評論中，中肯的批評，有價值的批評，應當是富有熱情，從一個獨有的觀點寫出來的。而這觀點卻又必然是能夠打開較為廣闊的視野的，這種觀點是井然有序的個性表現(xiàn)，也就是說，批評家必須具有一種真率的品質，并能夠忠實地表現(xiàn)自己的性情。沒有性情的批評家，是談不上文學藝術批評之事的。所以，在真實的、真誠的文學批評的文字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性情，這種性情就是對待文學藝術批評的真率的品質，真誠的精神態(tài)度。

　　而在當今文壇，當今讀書界，我們是很難再去覓求這種充滿了批評家的熱情、真實、真率和真誠的批評了。作家、評論家陳沖曾談到：“我想寫一篇文章叫《批評家的職業(yè)倫理》，目前，很多評論家四處參加紅包研討會，等于評論家讓作家養(yǎng)著，當批評不成為一種職業(yè)時，如何去談職業(yè)倫理？”這種文壇上所謂的“紅包批評”是指：批評家在選擇和評論作品時，往往很隨意，拿了對方的紅包，就順著作家說話。這種為金錢而創(chuàng)作、為紅包而批評、為鈔票而叫好的現(xiàn)象，已經(jīng)成為當前阻礙文學批評和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一個癥結。另外，在我們的讀書界、書評界也是這樣。比如，為了某些人情關系，以評論的名義變相幫人做廣告、搞推銷的廣告書評、紅包書評、人情書評不少，這些批評，不僅缺乏生存空間，而且也日益讓讀者厭惡唾棄。

　　在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恰巧看到6月8日上海《新聞晚報》上介紹國外文學批評家對文學大師乃至世界文豪的批評：“當一位作家進入經(jīng)典的殿堂，一個批評家沖進去試圖把他重新拉出來。這樣的沖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燒烤祭壇上的神牛一樣。”在國外，馬丁·艾米斯就曾批評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為“就好像你最難以忍受的長輩前來造訪，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沒完沒了地回憶陳芝麻爛谷子的事。”安東尼·伯吉斯也曾發(fā)泄他對《悲慘世界》的厭惡：“呆板無趣，離題萬里，多愁善感，情節(jié)離奇，充滿說教和鬧劇。”與之對照，我們國內的文學批評家在尖銳、犀利、深刻、直率、堅持原則、不盲從附和等方面，究竟有多么大的距離和不足呢？

　　文學批評，需要一種倫理。真率、真實和真誠，是其中的元素。沒有這些元素，文學批評就失去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