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月亮》

　　俞勝 著

　　新華出版社出版

　　讀俞勝的文章也就在近一兩年的時間，那時大約被他“把小說寫得好看，把書評寫成散文”的話所吸引，想究竟他的小說“好看”在了哪里，而書評又是如何與散文掛上鉤的？以后就陸續(xù)在他的“指引”下看了一些文章，知道了他竟是個小說、散文、評論和報告文學的多面手。俞勝的散文文字優(yōu)美，字里行間常常氤氳著一股山林雨霧般的氣息，清新、俊逸卻不脫智性的鋒芒；而書評卻并非真如我們印象中的“散文”，而是他向著“散文”的好讀看齊，力避文字的干澀枯燥之意。小說卻是好看的，印象最深的是何以他有這么徹骨的“肌膚”之痛，讓他處處把下層社會低微的生命體驗與精神困苦展現(xiàn)出來，表達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在“農村包圍城市，城市向鄉(xiāng)間隱退”的過程中，城市正與鄉(xiāng)村社會一起錯位，人們在迷茫、困頓、浮躁與焦灼中，陣痛并融合著。俞勝新近出版的小說集《城里的月亮》多數(shù)篇什突出集中反映了這一點。

　　拆遷問題是城市敘事中常見的題材，《水乳交融》講述了這么一個拆遷故事：小市民樊慧娜與丈夫甘四男日子過得緊巴巴的，房屋出租款成為一家的經(jīng)濟支柱。但偏偏遭遇城市規(guī)劃必須拆遷，在拆與不拆的對峙與焦灼中，作為“小我”的樊慧娜在稍作掙扎后很快便與“大我”的權力機構妥協(xié)；不過，另一種精神層面的抗衡卻遠沒拆遷問題解決得快，那就是深深扎根在樊慧娜心中的城市人身份地位的優(yōu)越感和生來自有的高高在上的精神潔癖。當發(fā)現(xiàn)租住在自己房屋的“外來農民工”李胖子在財富（錢比自己寬裕）、地位（丈夫成為他的打工仔）上勝過自己，甚至也和自己一樣擁有房產(chǎn)入住高檔小區(qū)之時，那一切看似固若金湯的優(yōu)越感便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肉體的無所適從與精神的無所歸依在《水乳交融》中表現(xiàn)得十分到位。

　　與一般拆遷題材不同，俞勝沒有把重點放在“拆遷”題材通常表現(xiàn)官與民的對抗與妥協(xié)上，而是借助這個“象”把觸角伸向城市與鄉(xiāng)村兩種文化體系在城市化過程中文化的沖突與文化的和諧之上，表達一代人兩個群體之間微妙的心理糾葛與心靈感觸，這是一種時代的癥候，也是當前鄉(xiāng)村題材小說城市意象書寫的又一重要表現(xiàn)手法。可貴的是，俞勝對現(xiàn)實存在問題的揭示和追問，對卑微生命的描摹與刻畫，從來都不是帶著仇恨或鄙視的心態(tài)去控訴或詛咒，而是帶著深沉的責任感和同情心，去表現(xiàn)這些生命并呈現(xiàn)這個時代，讓我們在溫柔的觸痛中去看透生命的形態(tài)與時代的病象。事實上，俞勝筆下的人物大多都是生活于底層的小人物，無論《當我來到霞村的時候》的研究生“我”，還是《城里的月亮》的男主人公文生，抑或《老鄉(xiāng)》中的副處級干部姚小帥，他們本質上無一不以“外鄉(xiāng)人”的身份生活于這個“城市”之中。但就是他們這樣的小人物，有責任感、同情心，講究親情友誼，與通常的城市鋼筋水泥型的冷漠與疏離構成了強大的對比，這在一定程度上應和了我們賦予鄉(xiāng)村寧靜、質樸、敦厚的精神想象，是一種神性的“世外桃源”。只不過，在城市化的進程中，“物”日益占據(jù)中心，而“人”作為文化意義上的載體不斷邊緣化的當下，這種“世外桃源”究竟殘存幾何呢？

　　此外，俞勝《城里的月亮》還收錄有一些寓言體小說《人、狗、狼》《失落在街頭的小魚》《昆士郎博士和他的小螞蟻》等，頗有特色。與前述關注社會現(xiàn)實當下的小說相比，這些寓言體小說借助動物界的“它”眼光、“它”語氣，表達對幸福的真諦、個性自由、人盡其才等等社會哲理問題的反詰和思考。有意思的是，俞勝這組文章的主人公也是“它”界的弱者卑微形象，但它們卻不屈從命運，于是狗仗人勢竟也敢對狼怒吠，小螞蟻借人勢也敢在蚊王面前耀武揚威，但無一例外，它們在“人”面前又不得不奴顏婢膝處處小心地過著膽戰(zhàn)心驚的日子，一個身體兩副面孔在它們身上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當下社會的極度畸形狀態(tài)。

　　俞勝對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是有極清醒的認識的，他說他要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是以寫實的筆法直書社會，二要以寓言的手法反映現(xiàn)實。應該說，這“兩條腿”如今都已邁出十分堅實的步伐，也愿他在今后的小說道路上，越走越好，期待著他更多的好作品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