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長征時期的特殊“食物”黃花草、國旗設計原稿等，透過建黨百年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珍貴文物，一個個鮮活而有溫度的故事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由中國國家博物館組織創(chuàng)作的《紅色文物中黨的成長史》近日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發(fā)行。全書精選黨百年來不同重要歷史時期的數(shù)十件有代表性的紅色文物，以時間為線索，以文物為載體，講述文物背后的動人故事，還原文物的歷史環(huán)境和背景，通過一件件“活起來”的紅色文物，以點帶面，串聯(lián)起黨百年來篳路藍縷、恢宏闊大的歷史，立體展現(xiàn)黨由小到大、從苦難到輝煌的成長歷程。

　　該書突破了歷史的一般呈現(xiàn)方式，黨史與文物相互激發(fā)，《新青年》雜志與李大釗的《獄中自述》等文物與黨史故事，見物、見人、見事、見史，內容真實飽滿，幾十幅文物圖片與文字相得益彰，在生動的形式和感人的故事中，帶給人教育和啟發(fā)，是一部有溫度、可觸摸、可收藏的黨史讀物，也是向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莊嚴獻禮。

《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號及更名后的《新青年》

　　“它如春雷初動一般，喚醒青年一代沖破封建思想的牢籠”

　　作為20世紀初中國一份具有深遠影響力的革命雜志，它拉開了近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它豎起“德先生”和“賽先生”兩面大旗，使人們從封建專制主義造成的盲從和蒙昧中解放出來，被譽為“青年界之金針”和“良師益友”；它是《青年雜志》及其更名后的《新青年》。中國國家博物館就收藏著《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號及更名后的《新青年》。

　　1915年夏，陳獨秀從日本回到上海，同年9月15日創(chuàng)辦了《青年雜志》。雜志最初為月刊，是綜合性學術刊物，六號為一卷。由于與當時其他刊物名字雷同， 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號時，《青年雜志》更名為《新青年》。

　　《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號封面上半部分標有法文刊名“LA JEUNESSE”，意為“青年”。這是由于當時中國的思想界深受法蘭西文明的影響，陳獨秀也極為推崇法蘭西式的民主。封面的下半部分正中間印有青年偶像、美國鋼鐵大王、慈善家——安德魯·卡內基的肖像，呼應刊內的彭德尊從卡內基英文傳記中節(jié)譯并穿插個人評論的《艱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內基傳》。人物肖像左上角有一個形似雄雞的圖標，雞身貫穿字母“Y”，寓意為雄雞破曉，喚醒青年。整個封面運用紅、黑、綠三種顏色，構圖既顯得莊重大方，又不失明朗活潑。

　　《新青年》的封面設計則較為簡潔，重點突出“新青年”三個大字；僅用紅、黑兩種顏色，顯得更加端莊穩(wěn)重。從第二卷第一號開始，封面正中間最醒目部分，用盾牌形線條框起本期要目，更便于讀者直觀地了解刊物的內容。

　　此后，《新青年》封面還有過幾次變化。從第七卷第一號開始封面內容再次簡化，只設計了一個“井”字黑框，正中豎排寫有“新青年”三字，兩側是刊號和出版單位。從第八卷第一號開始，《新青年》的封面中間設計成了一個地球形狀的圖案，上有兩只緊握的手，圖案上方寫有“新青年”，下方是刊號和出版單位。之后出版的《新青年》除第八卷第二號以羅素照片為封面外，一直沿用地球形狀的圖案，只是更換色彩而已。

　　也是從第八卷第一號開始，《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機關刊物，與當時秘密編輯發(fā)行的《共產黨》互相配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出重要貢獻。

《紅色文物中黨的成長史》

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生命踐行“犧牲永是成功的代價”的革命誓言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發(fā)表了《庶民的勝利》和《 BOLSHEVISM的勝利》（即《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其發(fā)表標志著《新青年》從民主主義刊物向社會主義刊物的過渡，他的作者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李大釗。“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李大釗一生筆耕不輟，為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事業(yè)留下了寶貴精神財富。而他在北洋軍閥監(jiān)獄中寫就的《獄中自述》（簡稱“自述”）成為他憂國為民、宣揚革命主張的最后一篇著述。

　　“自述”定稿共計2800字左右，但全篇沒有一個字提到共產黨，也沒有暴露李大釗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而是以國民黨人的身份回應了敵人的問題。這是為何？

　　中共一大之后，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中共三大之后，李大釗當選為中央委員。他按照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要求，多次代表共產黨與孫中山會談，為建立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做了大量工作。孫中山親自作為介紹人，介紹李大釗加入國民黨。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李大釗成為主席團的5個成員之一，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參與了國民黨的核心領導。會后，李大釗擔負起了國共兩黨在整個北方的領導責任。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后，段祺瑞執(zhí)政府緊急下令，以“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的罪名，通緝李大釗。此時的李大釗堅持轉入地下從事秘密工作，并于1926年3月底將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遷入東交民巷蘇聯(lián)駐華使館內。1926年4月18日，張作霖占領北京，加緊對共產黨人及傾向共產黨的革命者進行迫害。1927年4月6日，張作霖不顧國際公法，悍然派兵闖入蘇聯(lián)駐華使館，大肆進行搜捕，李大釗被捕入獄。

劉學紅的一九七七年高考準考證

　　考慮到張作霖極端仇視共產黨，而孫中山曾與張作霖結成軍事聯(lián)盟，國民黨在北方處于半公開地位，張作霖正有意拉攏國民黨，經深思熟慮，李大釗在“自述”中以國民黨人自稱，敘述了自己由孫中山親自介紹加入國民黨的經過，談了一些眾所周知的有關國民黨的情況，并稱國民黨“在北方并無重要工作”，說“北京為學術中心，非工業(yè)中心”，故“無工會之組織”，說“近來傳言黨人在北京將有如何之計劃，如何之舉動，皆屬杯弓市虎之謠”等等，沒有提到任何有關于共產黨的情況。

　　但是，李大釗卻借國民黨人的口吻申明了一些共產黨人的“目的”和“主張”。他在“自述”中說：“今日之世界，乃為資本主義漸次崩頹之時期，故必須采用一種新政策。對外聯(lián)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強本國內之多數(shù)民眾；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shù)民眾，共同團結于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以抵制列強之壓迫，而達到建立一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fā)達國家產業(yè)之國家之目的。”

　　“自述”的最后部分，李大釗寫道：“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于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釗夙研史學，平生搜集東西書籍頗不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最后，他以生命踐行了自己許下的“犧牲永是成功的代價”的革命誓言。

劉毅長征途經葛曲河畔時采集的黃花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