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來，中國文藝走過了一條具有民族特色、時代特征、藝術特性的創新發展道路，出現了一批反映中華兒女自強不息、英勇奮斗、實現民族復興的經典作品，傳達中國人民心聲，體現中華民族審美追求，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為世界藝苑增添了醒目的中國色彩，對世界文藝是一種獨特貢獻。百年來，中國新文藝的發展與中國共產黨關注文藝、重視文藝、領導文藝的實踐是分不開的，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新文藝的發展路徑，為文藝注入了新的精神元素，促進了中國文藝的創新發展。這種創新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始終發揮文藝為人民服務的社會功能
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的文藝像20世紀的中國文藝這樣，具有強烈的“人民性”。這種“人民性”不同于歷代文藝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和悲憫。當然，像屈原、杜甫、白居易、柳宗元等古代偉大詩人“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人道主義精神是可貴的，他們能做到的就是“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抨擊“苛政猛于虎”，“苛政毒于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他們念系著蒼生的安危冷暖，這是詩人的仁心和良知的表達。杜甫的“三吏三別”也直接描寫了酷吏對人民的殘暴，這些詩無疑是替人民發聲的，但畢竟這樣的作品在整個文藝史上是不多見的。人民往往是同情的對象，但不是文藝的主角。20世紀的中國文藝，之所以是新文藝，一個最鮮明的特征就是不斷增強的“人民性”。這不僅是新文化運動之后一些作家如魯迅、茅盾等人自覺地把目光投向農民，把農民作為描寫對象，關注農民的生存狀態與精神狀態，表現農民在封建禮教荼毒下的麻木，以驚醒國人，改造國民性。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后，依據共產黨的宗旨、綱領、理論和實踐，必然要把文藝納入社會革命的系統之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藝必然要貫徹這一宗旨，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就是發揮文藝為人民服務的社會功能。如何更好地實現這種功能，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指引下，在創作實踐中探索前行。經過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藝運動，到1942年，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總結革命文藝的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形成了領導文藝的價值體系和理論體系，核心就是“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并且真正找到了“如何為群眾”的路徑與方法。這就是到火熱的生活中去，到人民群眾中去，與人民群眾相結合，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立足點來一個徹底的轉變，只有在思想感情上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創作才能真正表達人民的意愿，作品也才能為群眾喜聞樂見。
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大批藝術家走到人民中間去，走向生產一線，走向戰場一線，接受生活和實踐洗禮，不僅接通了生活源泉，而且接通了人民情感。此后產生的作品如《小二黑結婚》《王貴與李香香》《白毛女》《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等，活靈靈的農民和戰士形象撲面而來，但他們不再是麻木和愚昧的代名詞，而是經過革命思想啟蒙的一代新人，他們不僅要掌握自己的命運，還要改變中國的命運，他們正在成為新的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大踏步走進文藝作品并成為主角，極大地改變了自古以來的文藝面貌，改變了文藝的風氣，由此開啟了“人民文藝”的時代，使文藝扎根于人民大眾，從而具有了豐富的營養、深厚的情感、巨大的力量，創造了一種屬于中國特有的與人民群眾血脈相連的文藝現象，集中體現為文藝的“人民性”。毫無疑問，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實踐對文藝發生的影響，為文藝注入的新的精神元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的偉大創新和創造。可以說，沒有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的領導，就不可能有“人民文藝”的時代，也不可能有融入了人民情感、人民意志、人民力量的藝術創造。人民性，既是藝術的源泉所在，也是藝術的價值所在。
二、始終引導文藝發揮“火炬”和“號角”的作用
中國新文藝與舊文藝的另一個重大區別是民族自信心的確立和英雄主義的生成。眾所周知，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后的一系列失敗與頹敗，一次次割地賠款與喪權辱國，使一種失敗主義情緒籠罩神州大地，連朝廷也奉行“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甘當洋奴，茍活于世。這是失敗主義者的邏輯。由失敗而悲觀，由悲觀而絕望，“哀莫大于心死”。失敗主義、悲觀主義是近代中國的精神黑洞，它吞噬著一個古老民族的精神能量。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救國救民，首先是要救“心”，救“信心”，以理想和希望照亮人心，堅定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信心，這就是“心之力”，就是民族精神。要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的公平社會，就要有與邪惡勢力斗爭到底的決心，就要有戰勝一切強敵的勇氣，這就是英雄主義。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信念不僅鼓舞著共產黨人赴湯蹈火、前赴后繼，而且深刻地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廣泛地喚醒著中華民族的英雄主義，也必然影響著文藝創作。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隊伍里才能產生《黃河大合唱》這樣喚醒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的氣勢磅礴的作品。
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并不是具體要求文藝家寫什么和怎樣寫，而是更注重精神引領和價值觀導向，引導文藝發揮“火炬”和“號角”的作用，以啟蒙民族精神，鑄就民族信心，激勵人民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勇氣。這是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實踐一脈相承的。在民族危難之際，文藝不是消閑的工具，而是承擔著“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使命，因此，文藝聚焦于人民大眾的革命斗爭生活，產生了一大批表現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優秀作品，《黃河大合唱》《義勇軍進行曲》《可愛的中國》《呂梁英雄傳》《荷花淀》《英雄兒女》《上甘嶺》《紅旗譜》《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東方》和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等等，這些作品貫穿著一種覺醒了的民族精神，貫穿著一種英雄主義氣概，極大地提升了中國文藝的思想內涵和精神能量，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那種曾經籠罩在中國人心頭的失敗主義迷霧與“東亞病夫”的陰影被一掃而空，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古老民族在反抗和斗爭中的覺醒與新生，艱難困苦而不屈不撓，向死而生又生機勃勃，中國文藝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這些作品所形成的英雄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后來的創作中，電視劇《長征》《亮劍》《跨過鴨綠江》等等。很顯然，這種變化，是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對文藝產生的影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走上了一條民族自信的英雄主義審美大道。也因此，中國的新文藝，主要體現的是崇高美學精神——因為，中華民族從衰落走向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有太多的英雄兒女付出了犧牲，犧牲鑄就了崇高。放眼世界，20世紀，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文藝像中國文藝這樣具有鮮明的、突出的崇高美學精神，這是一種獨特的美學色彩，因為它是“血染”的。一個古老民族的鮮血染就了一種美學色彩，因而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創造。
三、始終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是黨的文藝方針，也是黨領導文藝力求達到的效果。文藝的生命在于創新。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非常重視傳統藝術形式如何適應時代發展要求，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陳出新。既要繼承民族藝術傳統，又要適應新文化建設需求，這就要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繼承。早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了民族藝術形式問題，提出了舊劇改造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后，大批文藝家深入民間，收集民歌、民間故事和傳說，加以整理改造，創造出了一批新的藝術作品，如電影《劉三姐》《阿詩瑪》等，深受觀眾喜愛。在這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舊劇改造，戲曲改革，使傳統的戲曲形式能夠表現現代人的生活，如豫劇《朝陽溝》就是成功的范例。當然，戲曲改革成就最引人矚目的還是京劇。戲曲中的一些經典唱段，至今仍然在民間流傳，深受大眾青睞。可以說，這就是推陳出新，就是創新性發展。任何一種藝術形式，一旦固步自封、止步不前，就會和時代脫節，失去表現現實生活的能力，就難免小眾化甚至邊緣化。因此，傳統藝術形式的活力，就體現為反映時代生活的能力，體現為新的經典作品的不斷問世。
同樣，中國文藝創新的另一面是對世界其他民族藝術形式的吸收、借鑒、創新。交響樂、歌劇、芭蕾舞、油畫等西方藝術形式引進中國之后，經過中國藝術家的改造和創新，以適應表現中國題材，取得了顯著成就。油畫的“中國風”就很有力量，時代精神和中國氣派油然而生。《白毛女》《洪湖赤衛隊》《江姐》等歌劇，表現中國革命歷史，完全成為中國化的一種新的藝術形式，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家喻戶曉，其音樂和唱段堪稱典型，在民間口口相傳，久唱不衰。更值得稱道的是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在世界舞臺常演常新，為西方觀眾所驚嘆，芭蕾舞居然可以這樣表現舊社會婦女在黨的領導下，為自由和解放而戰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節，且表現得如此生動貼切，內容和形式達到了完美融合，可謂美輪美奐又氣勢恢弘。可以說這是中國文藝在芭蕾舞形式上的獨特創造，獨樹一幟，是對芭蕾舞的獨特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中華民族有著強大的文化創造力。每到重大歷史關頭，文化都能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為億萬人民、為偉大祖國鼓與呼。中華文化既堅守本根又不斷與時俱進，使中華民族保持了堅定的民族自信和強大的修復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價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回望百年來中國文藝走過的道路，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價值觀感召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指引下走過的一條創新之路，是一條現代化、民族化、藝術化的道路。創造出一種適應時代發展要求、增強人民精神力量、增強民族自信心的新文藝。許多作品，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構成，甚至成為中國文化的傳世經典，這也是對世界文藝的獨特貢獻。歷史經驗表明，中國文藝發展必須走自己的路，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推陳出新。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文藝將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引下繼續前進，守正創新，創作出更多優秀作品，以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同時，要放眼世界，以藝術的方式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藝術想象和審美燭照。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