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民服務，說到底是要為爭取和發展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利益服務，也就是要從文藝的一翼，在人民中培養全面自由的個性。傳達人民的感覺、愿望和激情是服務，提高人民的感覺、愿望和激情也是服務。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文藝領域恢復和鞏固人民主體地位的宣言。這和他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社會領域的治國理政思想是相通的、配套的。它的重大歷史意義，必將在今后的實踐中生意盎然地展開。
這篇講話的中心思想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所謂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說人民既是文藝表現的中心，也是文藝服務的中心，又是文藝評判的中心，或者說一切從人民的需要出發，一切由人民主導，一切歸結于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唯物史觀在文藝領域的必然要求。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人民是一個歷史概念，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外延和內涵。比如在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那個時候，只要不是漢奸賣國賊，如主張抗日的封建地主階級、大資產階級，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到了解放戰爭時期，階級矛盾成為主要社會矛盾，大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就不能再歸入人民的范圍了，因為此時此刻他們已經變成最大多數人民的對立面。在今天，情形可能更復雜一點。從社會管理上說，只要是沒有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哪怕他一直在表達與黨和人民背道而馳的政見，你畢竟還得承認他是人民；從政治立場上說，上述人等則不可以歸入人民的范圍。應當說，在社會分化日趨復雜的今天，后者的區分更具本質性的內容。文藝家在看待人民這一概念時，我認為應當側重于政治立場的區分。二、在人民內部，既然是劃分為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那么就有一個以誰為主的問題。毫無疑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應當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解放軍戰士為主，也就是以占人民絕大多數的廣大勞動者為主。我們的文藝既然稱為人民文藝，主要的應當是表現他們的生活、為他們服務、接受他們的評判的。三、為人民服務，說到底是要為爭取和發展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利益服務，也就是要從文藝的一翼，在人民中培養全面自由的個性。傳達人民的感覺、愿望和激情是服務，提高人民的感覺、愿望和激情也是服務。文藝家要既當學生又當先生，既適應群眾又提高群眾。如果只知道做群眾的尾巴，就不是真正的為人民服務，至少是不稱職的服務。
有人說在市場條件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已經過時，這是沒有依據的。我猜說這話的人是對人民沒有感情的人，十有八九可能是新自由主義的信徒。他們的邏輯是：既然是市場經濟，就必須遵循無限擴張的資本邏輯，就必須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市場原則，也就是要以金錢為中心。按照這種邏輯和原則發展下去，文藝就會喪失一切高尚、莊嚴的內容，而成為資本的婢女或市場的仆役，就會低級趣味遍地流、胡編亂造滿天飛。文藝家千萬不能忘記，我們的市場經濟還有一個定語，即社會主義。江澤民曾經指出：“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什么叫社會主義？就是不允許資本亂來，不允許資本統治一切，不允許資本騎在人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對于文藝領域來說，就是不允許資本“同某些精神生產部門如藝術和詩歌相敵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頁）。大家都知道，自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后，我們黨一貫強調藝術生產要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為什么？因為無論怎么發展市場，我們還是搞社會主義的。可以肯定地說，只要社會主義的紅旗不倒，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就不會過時。
不過，我們也應當清醒地看到，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及其他錯誤思潮的工夫也沒有白費。在文藝領域的一些環節、一些方面，人民的中心位置已經喪失，甚至被嚴重邊緣化。在一定程度上，文藝成了損害人民根本利益的東西。至于評價尺度，則言必稱收視率、言必稱市場份額、言必稱國際標準。人民群眾喜歡什么、厭惡什么，是一些所謂文藝家從來都不大理會的。這與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執政宗旨是根本不相容的。習近平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就是要下決心糾正這種偏向、扭轉這種局面，把本來屬于人民的還給人民。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并非要求所有的作品都是主旋律。人民的審美需要有著無限的豐富性和多變性。他們既需要花前月下、小橋流水的心靈撫慰，也需要怒發沖冠、挑燈看劍的豪蕩感激。緊張的勞作戰斗之后，他們可能要輕聲哼唱“樹上的鳥兒成雙對……”；抗洪抗震搶險救災中，他們可能要齊聲高唱“團結就是力量……”，如此等等，不勝枚舉。正是因為尊重人民豐富的審美需要，我們黨在文藝布局上才提出主旋律與多樣化的統一。這就好比一棵大樹。因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意識形態上的實現形式，所以表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旋律作品理所當然地應該是主干。沒有這個主干，不但人民的文化利益不能得到保障，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也會得而復失。但是只有樹干不行，還必須配以枝杈、綠葉、鮮花之類，這就是多樣化的作品。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與主旋律創作畫等號，就等于只要樹干不要枝葉、花朵。大家不難想見，這是一種多么愚蠢的行為！共產黨人能那樣干么？所以說，把以人民為中心等同于主旋律的人，不是腦子糊涂，就是不懷好意。
認為凡主旋律創作都要導致說教、不好看，這種看法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其實，自進入階級社會以來，文藝總是要傳達某個階級的意識形態，只不過有的明顯一些，有的隱晦一些；有的厚重一些，有的稀薄一些；有的直接一些，有的曲折一些。上世紀90年代我就說過，不包含任何思想觀念的所謂純文學，只有鬼才能見到。
回顧一下中外文學史，就不難發現，無論包含哪種意識形態的文藝，都有說教式的作品。比如孟郊的《烈女操》：“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貞婦貴殉夫，舍生亦如此。波瀾誓不起，妾心古井水。”作者是著名詩人，這首詩又是選入《唐詩三百首》的，至少清人蘅塘退士認為它是五萬多首唐詩中的上乘之作。可是這首詩除了一些淺顯的比興之外，有多少藝術性可言呢？簡直就是封建倫理的直白說教，字里行間散發著反生命的陳腐氣味。維克多·雨果是19世紀法國的一位著名作家，可是他也有說教式的作品，如《悲慘世界》。這部小說中的主人公冉·阿讓，就是一個經不住推敲的形象。他的所言所行，嚴重背離生活邏輯和性格邏輯，給人的感覺就是一只木偶，由作家隨意牽來牽去，以完成對于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演繹。奇怪的是，我們的一些論者似乎從來不去指責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主旋律文藝家，而專門在社會主義主旋律的作品中吹毛求疵。這顯然是有欠公平的。
我們從不諱言社會主義主旋律創作中的說教傾向。這種傾向，是由主客觀兩種原因造成的。從客觀上說，是因為一個時期內，我們在文藝領導上存在“左”的錯誤傾向，如過多強調黨性而相對忽視個性、過多強調社會責任而相對忽視創作自由、過多強調政治標準而相對忽視藝術標準，如此等等。從主觀上說，則是因為一些文藝家所要表現的社會主義思想還沒有轉化為自己的情感形式，還沒有獲得有血有肉的生活體驗的支撐。于是，抽象、空洞、生硬也就在所難免。相反，凡是獲得充實的情感積累和生活積累的主旋律創作，都能產生真正的藝術品。比如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柳青的《創業史》、賀敬之的《回延安》，還有最近正在熱播的電視劇《海棠依舊》等等，你能說這些作品是說教的嗎？能說這些作品老百姓不喜歡嗎？
總之，說教之過，在于沒有貫徹好黨的文藝政策，在于文藝家自身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毫無干系，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毫無干系。把“說教”“難看”之類歸罪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歸罪于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其目的絕不是為了純潔藝術，而是要用損害人民利益的意識形態取代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用非人民的創作導向取代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然而，我們作為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建設者，絕不能因為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有理而原諒自己在藝術上的缺陷，絕不能因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正確而容忍說教式的作品的存在。我們不僅要在意識形態上超越資本主義，也要在藝術上超越資本主義。要有這樣的雄心壯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