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也叫書札、手札、尺牘、簡牘、手簡等，是一種向特定對象傳遞信息、交流思想的感情應用文，多以一對一的形式出現，私密性較強，如情書、家書、道歉信、絕交信及其它朋友之間交流思想、說事、傳達信息的文本。《文心雕龍·書記》中說：“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郁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正是因為以一對一的形式傳遞感情，書信這種文體貴在敞開心扉，盡所欲言。所以書信多屬私密性的，尤其是情書和家書，一般不宜公開，弄不好就會惹來官司，如前一段鬧得沸沸揚揚的錢鐘書家書案，便是一個例子。

　　當然了，私拆別人的書信，后果也是極為嚴重的。

　　記得小時候鎮郵局有個叫老馮的外地人，因為在鎮上工作，便將家屬也一同遷來，誰知老馮的妻子格外多事，誰家有個流言緋聞，她尤其熱衷說三道四。小媳婦很胖，一看就是一個沒心眼的“哈密瓜”。有一年鎮上的漢族姑娘與西街的一回族帥哥談戀愛，因為男方的家人嫌女方是漢族，不同意，不想女方已有了身孕，男子夾在中間沒辦法，一惱來個離家出走，不管不問了。不幾天，老馮的妻子見老公的郵袋里有一封那姑娘的信函，忍不住拆開看了，如果她光是拆開一看，不到處亂說，一封平信也不足以引起那么大的風波，可壞事就壞到她那張嘴上，書信的內容很快在東半截街廣播開來。姑娘得知，一張狀子將老馮的工作給告丟了。老馮一家人灰溜溜地離開鎮子的那天，我看到他老婆的臉上有很多青紫的淤痕……當然，如果信件不涉及隱私，也是可以公開的，如《保羅書信》《曾國藩書信》《莫扎特書信集》《夏洛蒂勃朗特書信》及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等，都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成為寶貴的文化遺產和學術資料。

　　書信的歷史相當悠久，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夢一座戰國晚期的秦墓中發現了兩封書信，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最早的書信實物，兩封書信分別用毛筆書寫在兩塊木牘上，據說寫信人還是我的老鄉——兩位名叫黑夫和驚的陳州人，時值公元前223年，至今已約有2200多年的歷史了。

　　書與信在古代并非聯合詞，也就是說，書是書，信是信，各有所指，雖然信在古文有音訊、消息之義，卻沒有書信之義，而古人所說的信，一般是指信使。如《世說新語·雅量》有一段稱頌謝安氣度的故事：“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于常。”當然《世說新語》中“信”作“信使”來講的不止這一例，再如“謝萬壽春敗后，還書與王右軍云：‘慚負宿顧。’”“還書”之意，絕對不是今天的所指意，而是回信的意思。如果不知道古時“信”與“書”所指之別，譯時就會鬧出笑話。也就是說，古今的字音、字形、字義變化很大，若用今字之形音義譯古文，鬧笑話事小，釀成錯誤事大。

　　而書與信聯合使用，大概始于唐朝，房玄齡等人合著的《晉書·陸機傳》中就有了“書信”一說。當然，唐詩中也能經常見到“書信”聯用的詩句，并且有了單單以“信”指函札信件的用法。如王昌齡的“莫道薊門書信少，雁飛猶得到衡陽”；賈島的“隔嶺篇章來華岳，出關書信過瀧流”；元稹的“老去心情隨日減，遠來書信隔年聞”。

　　我對書信的認識緣于小時候父親常為鄉親們代書。當時父親在文壇上已小有名氣，所以家里的沙發上時常坐著一些來找父親幫忙寫信的老人。文人代筆書信的歷史也很久了，代書，算是歷代文人落魄時用以糊口的薄技之一，而父親為人代書，卻純屬幫忙。因為鎮上的老人多不識字，碰到家有兒女在外地工作，“家書抵萬金”的意義就出來了。來信時，可以隨便找個識字人，念念，聽聽。可回信時找念信人代書，常常詞不達意，兒女們收到信，看半天不知所云，免不了一陣抱怨。再后來，那些老人們便開始找我父親代書。他們將大意一說，剩下的便由我父親自由發揮了。再收到信，兒女邊讀邊連連感嘆說：信寫得真好！便問父母誰寫的信？接著禁不住又是一陣連連感嘆：“怪不得，怪不得！”

　　由此可見，書信不只是傳遞信息，也是一門說事傳情的藝術，否則它也不會進入《文心雕龍》，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只是眼下，隨著手機的普及，寫信的人越來越少了，情人、父母翹首盼書信的場景一去不返，讀信如見人的驚喜也一去不返。

　　據說當年老馮所在的郵局也因郵件寥寥，已改為以儲蓄為主郵信為輔的銀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