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５月２日至２３日，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有文藝工作者、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共１００多人參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陳云、任弼時、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對后來黨的文藝政策的制定和文藝工作的健康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抗戰爆發后，全國各地大批文藝工作者奔赴延安和各敵后抗日根據地。他們運用美術、舞蹈、音樂、戲劇等各種形式，熱情謳歌抗日根據地的對敵斗爭，創作了一批優秀作品，極大地鼓舞了根據地軍民的抗日斗爭。

　　但是，各抗日根據地特別是陜甘寧邊區的文藝界，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一些人主張藝術脫離政治，藝術高于政治，作家可以不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認為這些會妨礙創作。因此，一些作品要么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要么就是所謂“暴露”文藝。一些群眾看不懂、脫離根據地現實、甚至不適應抗戰需要的作品，在延安文藝界也時常出現。同時，文藝界長期積累的宗派主義等問題也帶到了根據地。

　　為了糾正文藝界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解決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毛澤東用了幾個月的時間調查研究，深入了解情況，為開好文藝座談會做了充分準備。

　　座談會于５月２日、１６日和２３日共舉行過三次全體大會，討論得十分熱烈，在充滿民主的氣氛中，先后有幾十位作家發言。毛澤東自始至終參加了會議，他一面仔細聽大家發言，一面認真做筆記。在５月２日的第一次大會上，毛澤東首先作了“引言”的發言。在５月２３日最后一次大會上，毛澤東又作了“結論”的總結發言。

　　面對文藝界存在的錯綜復雜的種種問題，毛澤東高屋建瓴，抓住問題的核心和實質，不糾纏具體問題，不就事論事。他指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我們的文藝必須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這個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他希望文藝工作者積極投入整風運動，克服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創作出為人民大眾歡迎的優秀作品。

　　在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上，毛澤東著重談了普及和提高的關系。他認為：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這就需要解決向工農兵學習的問題，和新的時代相結合的問題。

　　關于文藝批評，毛澤東說：我們要求的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

　　會后，毛澤東將兩次講話整理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毛澤東這篇著名的《講話》，總結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基本歷史經驗，明確提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服務的方向，解決了長期以來沒有解決好的文藝的革命方向問題，不僅對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也是對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有力地推動了文藝界整風運動，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文藝運動的發展。廣大的文藝工作者按照講話的精神，堅持文藝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創作出一大批適應抗戰需要、深受廣大群眾歡迎的優秀文藝作品。比如，戲劇方面魯藝的大型新歌劇《白毛女》，以及１９４３年春節開始的“新秧歌”運動中的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開荒》、馬可的《夫妻識字》、平劇《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等；小說方面有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以及歐陽山的《高干大》，等等。這些文藝作品為堅持抗戰，為創造“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