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人人都想著要變一變
中國美院建校85周年學術文獻展回顧“85新潮”
那時候，人人都想著要變一變
在當代美術史上，1985年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年份，策源于中國美院、輻射全國的“85新潮”至今影響深遠。今年正逢中國美院建院85周年，“八五·85”學術文獻展9月6日晚開幕，讓觀眾重溫那段充滿藝術激情的歲月。
與一般的校慶學術文獻展以編年排序不同，“八五·85”學術文獻展直接以1985年為切入口，分為“論爭”“突圍”“歷程”“新潮”4個板塊，勾畫出“85新潮”的路徑圖——“85新潮”始于浙江美院（今中國美院）1985屆學生畢業展，不少畢業作品在美術界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為了梳理學院85年來的學術網絡，文獻展還選擇了經歷過1985年的85位校友作為個案，制作了總長約30小時的85部視頻短片，通過85臺顯示器在展廳里同步播出，組成了一個發光體的方陣。其中有首任校長林風眠，當時他在香港步入晚年的又一藝術創作高峰，還有吳冠中、趙無極等大家巨匠，沙孟海、李可染、陸儼少等書畫宗師。
本次展覽是中國美術學院85周年校慶的主要學術活動，至9月15日結束。
“85美術運動”，后來被稱為“85新潮”，是中國美術在新時期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在浙江，潮流的聲音是從浙江美院1985屆畢業生的畢業答辯教室傳出來的。之后，又傳到了南山路上的美院陳列館，它匯聚成展廳里的那一束冷光，足以將靠近它的人，逼退到墻角。
在眾多親歷者的記憶中，那段歲月有兩個征候，是之前與之后的年代所不具備的：開放與實驗。而主角，始終是那群平均年齡只有27歲的年輕人。
1985年的浙江美院，到底發生了什么？
那時候，學校恢復高考已歷7年，老教授們回到工作崗位，教學秩序漸次恢復。都市生活漸漸泛起了顏色，霓虹、發廊、影像、卡拉OK……聲色的光亮，足以刺激校園里的年輕人尋找城市生活的真相。
于是，互掐，成了上世紀80年代美院老師和學生的“任務”。
一場答辯
每個年齡層次都在“動”
1985年，《美術》雜志九月號刊登了《浙江美院的一場辯論》，報道了1985屆學生畢業展及其在學院內外引起的一系列論爭。
提到論爭，人們的想象是這樣的：學生為爭取個性表達與創作自由，與保守派的老師進行著抗爭。實際上，恰恰相反——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學生們的作品在老師看來——居然如此冷漠、呆板、缺乏激情和生活氣息、手法單一、缺乏個性與表現力。
那屆畢業生很少，主要來自油畫、雕塑、國畫、工藝系等。比如國畫系，只有3個畢業生。油畫系班主任金一德和系主任鄭勝天，一起指導學生創作，學生辯論一天，老師們辯論3天。
“本來3個工作室，應該畫得不一樣，這是第一條。第二條，希望大家搞創作，有真情實感。但這個辯論一開始，來勢蠻猛的，有一種否定的傾向。耿建翌的創作，畫面上兩個人老是不笑的，畫得很冷漠，畫得沒有感情。劉大鴻的東西，就……就不要看了。”金一德回憶當年的“爭鋒”，笑了起來。
人文關懷、關注現實、個性化的表達，放到現在來看，也是毋庸置疑的創作觀。回到1985年，老師們從“文革”中劫后重生，恰恰也處在“我要人文，我要真正的現實”的思考中，甚至鼓勵學生畫抽象畫。
“我們一直以為這都是學生們追求的話語，沒想到，這反而是老師們贊成的。”中國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院長高士明說。
學生們所關注的現實，沒那么人文與熱情。
冷色的燈光下，一男一女，面無表情，左邊的男人在看報紙，眼鏡蒙著一層灰。這是耿建翌當年的畢業作品，名叫《燈光下的兩個人》。“我是抄自己一幅靜物畫的，原來是兩個空瓶，后來變成了2個人。”老耿這樣解釋“創作”。空瓶與人，足見都市的疏離感。
“那時候學院是有點亂的，我說的亂，是讓人非常興奮的那種亂。”耿建翌說，那時候老師與學生幾乎天天都在討論。“爭論對人的促進很大，第二天繼續掐時，又會出來新的內容。”
“各個年齡層面都在動，動就是求變，生機勃發，社會流動性特別強。但當年絕不是形成一種學校在壓制、學生在造反的情況。”
作為老師，鄭勝天參加了學校里的教學會議，為學生的畢業創作答辯了3天。
課桌拼成了一個四方的會議廳，幾盞吊燈，幾把水壺，四方辯論的聲音，足以讓簡陋的答辯教室沸騰。鄭勝天坐在中間，隨時“見招拆招”。“我有一個很基本的想法，我們不能幫助他做什么，也不能禁止他做什么，但你要讓學生做他愿意做的。”
金一德說，當年，打破油畫創作單一化的導火線，就在中國美院。
一場展覽
用冷漠反思現實主義
上世紀80年代初期，如果要選一張面孔做代表，便是羅中立的《父親》：人文、滄桑、現實主義，“臉上全是故事，非常文學性的作品。”高士明說。
到了80年代中期，“85新潮”之時，要再選一張面孔，那一定是耿建翌的《第二狀態》，一個光頭，鋪滿畫布，撕心裂肺地笑，冷，且荒誕。
現實究竟是熱情，還是冷漠？兩張面孔，是兩種對人的理解、對現實的理解。
1985年12月2日至15日，“85新空間”展覽在浙江美院陳列館——也就是現在的中國美院美術館舉行。展覽的參與者幾乎全是浙美的學生。展覽的調子自然是孤寂冷漠。
張培力、耿建翌等人的“冷處理”與黃永砯的“非表達”遙相呼應，構成了80年代對藝術本體和存在狀態最為深刻的反思，而“85美術運動”的整體概念也在這次展覽上首次確立。
“學生們對現實的理解，與老師輩不一樣。他們發現異化了的人的生存狀態，才是現實。荒誕，是人生存的終極狀態。只有在希望、期待、夢想、焦慮之中的人，所感受的現實，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高士明說。
很多人要問，1985年的社會，一下子涌入大量新事物，深受現代主義洗禮的學生們從現代哲學、文學和藝術中汲取出養分與能量，為什么呈現出的藝術觀念是如此冷漠的現實？
耿建翌當時創作了一系列作品，都是關于理發店的故事。兩個正在燙頭發的少女，同樣的衣著、打扮，依舊面目模糊，依舊的冷色調。
“過去，理發有一個手動的推子，穿著白大褂的老頭給你刮臉。80年代，整個社會變化了，杭州出現了發廊這樣的名詞，理發店開始承包，理發師穿著花哨的衣服，人們頭上罩著‘大鍋子’燙發，一切開始程序化，連微笑都一樣。”
“當中國所有地方都在搞鄉愁、尋根時，浙江美院的學生注意到了冷漠、疏離、荒誕。”高士明說，這是當時城市、藝術最大的爆破點。1985年，浙江美院抵達了荒誕，發現了現實的另一面。
一個社團
前衛藝術的策源地
“85新空間”的展覽使浙江美院的年輕人形成了一個群體。到了1986年5月27日，張培力、耿建翌等組成了“池社”。
1980年入校的張培力，在畢業3年后，拍了一個名為《30×30》的錄像作品，被稱為中國的第一部“錄像藝術”。而在學校時，他的作品《仲夏的泳者》里，幾個沒有臉孔、沒有表情的人，被老師勒令改了好幾遍。
“我不要個性的東西在畫面里出現。筆觸的平滑，把個人的主觀情緒盡可能放到表象之后，是很重要的事情，藝術家不需要張揚地說我受了多少苦，我對世間有多少看法。”張培力這樣解釋自己的“冷處理”。
就這樣，在80年代中后期，杭州成了前衛藝術的策源地，學院的藝術家們，從浙江美院開始，把“實驗”二字，撒播到了全國各地。
黃永砯等人在福建創辦“廈門達達”，成了“85時期”對于藝術史、藝術價值及其認知規則最初也最徹底的顛覆。而谷文達等人從1983年開始的一系列大型觀念性水墨作品，啟動了中國當代水墨的第一輪實驗。谷文達是中國最早用錯別字來搞創作的人，但他的老師，卻是陸儼少先生，根紅苗正的一位文人畫家。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80年代中期也受到學生們的影響，“偷偷”搞實驗。
他嘗試做了一個小展覽，用絢麗的西洋色彩畫山水畫。很多人看了，有點接受不了：儼少先生，沒必要。
“陸儼少聽聽風氣不好，這批畫就沒再拿出來了。但這種求變、開放的意識，在當時已經這么濃了。”高士明說，直到現在，那場實驗或許依舊沒有結束。
（編輯：單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