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近日媒體報道，中貿圣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將在6月拍賣一批藏品，其中包括66封錢鐘書書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楊絳書信和《干校六記》手稿，6封錢瑗書信等。錢鐘書的書信主要是上世紀80年代與時任香港《廣角鏡》雜志社總編輯李國強的書信往來，涉及不少對歷史和學人的評判。楊絳先生得知拍賣消息后，頗感吃驚，她立即致電香港的李國強，“這件事情非常不妥。”

　　盡管楊絳先生不同意拍賣錢鐘書的書信，但是，拍賣方認為“名人的東西，只要有價值，我們不太會拒之門外”，而且，因為拍賣的委托方對錢鐘書的書信擁有處分權利，而拍賣行“只對委托人負責”，所以，“拍賣將如期舉行”。

　　然而，縱觀拍賣錢鐘書的書札這個事件，卻是糾纏和綜合了多方利益與價值的沖突和博弈。

　　從著作權和擁有權的法律角度來說，名人書札是一種私人物品，屬于個人隱私的范圍，它是個人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背景下，著作者與親人、朋友進行情感、思想交流的載體，記錄著書札的著作者過去的生活情況、對世事的評價，這些書札適宜于在家人、友人間傳閱和交流，而不適于公開、發表，更不適宜被拿到商業的拍場上拍賣、炒作。如果拍賣和炒作這些名人書札，既與名人書札屬于個體的、私有的、隱私的性質特征沖突，更不符合享有這些名人書札的著作權人的意愿、生活原則，所以，必然會遭到享有這些名人書札著作權人的不滿和反對。楊絳先生說，“如果拍賣如期進行，將親自上法庭維權。”

　　楊絳先生十分鐘愛英國詩人藍德的一句詩，“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這很好地反映出楊絳先生對待世風俗情的淡然的心境，是她那份文人的傲骨最好的寫照。這就是文人心中的純凈，容不下一點“是非”，要維護著自己心中的原則，所以要對浮躁的“是非”說不。正是因此，楊絳先生得知拍賣消息后，非常震驚，故立即給在香港的李國強打去電話說“我當初給你書稿，只是留作紀念；通信往來是私人之間的事，你為什么要把它們公開？”并質疑此次拍賣，“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私人書信，本是最為私密的個人交往，怎么可以公開拍賣？個人隱私、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為商品去交易嗎？”表達的正是這樣的一種為人處事的鮮明態度。

　　我們知道，書信寫作常被稱之為“最溫柔的藝術”，其親切細膩僅次于日記，書札信件寫作中的極強的個性化的表達、抒情的多姿多彩，以及鮮明的藝術審美化，被人們看作是極好的所謂“書翰文學”。英國文豪蕭伯納有一句名言，“人類只有在紙上才會創造出光榮、美麗、真理、知識、美德和永恒的愛。”這句話，很好地詮釋了書信在人類生活中尤其是在表達人類情感方面的巨大的作用。

　　即將拍賣的錢鐘書的這些書信都是與香港《廣角鏡》雜志社總編輯李國強的書信往來。這些書信的文字，錢鐘書采用的都是八行箋的形式，用文言書寫。八行箋是古代的一種信紙，以豎排的八列為一整張，每頁信紙都是八列，從右向左書寫。密密麻麻，是錢鐘書的書法寫作特點。錢鐘書的書法既不是周正的楷體，也不是飄逸的行書，更像是帶有行書和花楷體的結合。他筆下的文字就像梅花一樣，含苞盛放，疏密有致，典雅飄逸，帶有錢氏“獨此一家”風格，是相當珍貴的，極具文化價值、學術價值、研究價值和收藏價值，為研究者、愛好者、收藏者所珍愛。

　　文化書札，本身是有自身的內在規律、規則和專有的屬性與價值，但在拍賣市場上，名人書札所具有的一切價值，都將在商業市場法則下進行衡量估價，一切以商業利益、資本邏輯為原則，它們的一切規律、規則、屬性，將被市場的邏輯和原則所取代，而當文化的力量、文化的需求和文化的屬性被消解之后，剩下的則只有赤裸裸的商業文化的特性，由此，個人的隱私、權益、名譽和尊嚴，不只無從談起，失去的還有文化的尊嚴和我們內在價值、原則和道德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