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來，一些作家熱衷于呈現鄉村凋敝，渲染生存苦難，表現私欲膨脹，描繪性愛游戲，披露腐敗現實……文學主流為揭露黑暗，展示丑陋，以向世人昭示道德淪喪和精神危機的信號。這種語境下，作家貌似扮演著道德良心的楷模，卻不自覺地誤導著民心走向。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近現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宏偉夙愿。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作家以啟蒙為旗幟，為挽救民族于水火，對國民施以精神治療。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學繼承五四文學傳統，以“左翼”作家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以更貼近民眾的文藝作品為民族解放提供正能量。當代文學對民族國家的想象也以強勁的態勢，顯示出作家們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關注，以及對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期許。十七年文學對社會主義新人新生活的謳歌，以及新時期文學對波瀾壯闊的改革浪潮的展現，確證了主旋律文學強大的精神感召力。那些追隨時代主潮的文學作品，如今看來，盡管在藝術表現上不免粗糙和幼稚，但確是特殊歷史時期文藝干預社會、干預生活的主要載體。在為民族復興的意義上，文學為中華兒女在四化建設中提供了極大的精神動力和情感支撐。

　　新時期文學中，徐遲、諶容等作家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獻身精神和赤子情懷深表崇敬，寫下了《哥德巴赫猜想》《人到中年》等經典之作，引得無數讀者共鳴。然而，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學發生了不小的轉折，國家民族的宏大訴求讓位于“個人化”的微型書寫。林白、陳染等女性作家對私人經驗的書寫，“新生代”作家對都市的欲望化想象，以及“底層文學”對城鄉弱勢群體生存空間的探視，以對被國家民族視野所遮蔽的個體空間的敞亮，實現自身對宏大敘事的反動。當然，我們無法忽略《一個人的戰爭》在女性經驗揭示上的深刻性，也不能無視“新生代”作家對物欲現實中都市男女迷失、困惑和掙扎的情感況味的無奈言說，更不能懷疑“底層文學”倡導者關注民生問題的真誠與熱忱。尤其是當前某些鄉土文學作品，已逐步擺脫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鄉二元思維模式，而是自覺站在時代高度，審視社會轉型期的鄉村文化形態和個體生存現實。梁鴻非虛構作品《中國在梁莊》痛感現代化進程中傳統農耕文化的寂滅。陳應松中篇小說《夜深沉》有力地呈現了城鄉二元格局中農民工“無根”的生存窘境。這些作家的現實主義書寫，見證了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情懷，以尖銳的問題意識釋放出文學的正能量。

　　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從這個劃分來審視當下文學，我們發現，“觀”與“怨”的文學似乎過剩，而“興”與“群”的層面，新世紀文學的藝術表現力相對疲軟。個體敘事對抗宏大敘事的革命性意義，在于它把生命個體從民族國家想象的遮蔽中推向前臺，讓文學真正實現了人本的回歸。從藝術發展規律看，這自然是文學的進步。但近二十年來，一些作家熱衷于呈現鄉村凋敝，渲染生存苦難，表現私欲膨脹，描繪性愛游戲，披露腐敗現實……文學主流為揭露黑暗，展示丑陋，以向世人昭示道德淪喪和精神危機的信號。這種語境下，作家貌似扮演著道德良心的楷模，卻在不自覺地誤導著民心走向。在表面的物質繁榮中洞穿人性的危機四伏，這本是文學賦予作家的職責。但對此，作家大可不必唉聲嘆氣，更不可無病呻吟。審美辯證法告誡我們，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并不全然如底層文學所呈現的那樣病入膏肓，悲慘兮兮，那種向善之心和高尚人性從未徹底泯滅。

　　當代作家中，張煒是典型的理想主義堅定持守者，那種知識分子的社會使命感、人文救贖情懷以及道德理想主義所鑄就的精神高原，在其力作《你在高原》中依然主導著文本的意義空間。同樣是道德守望者，劉醒龍在《天行者》中為我們勾勒出鄉村民辦教師的精神畫卷。他們談不上宏大的抱負，但對教育的堅定信念，對孩子的苦心培育，及其隨之而來的精神困惑與曲折命運，卻令讀者為之動容。作者認識到這個群體作為現代文明傳播者的特殊的歷史作用，又極力凸現出他們在相當清貧的環境中的道德堅守及其所表現的高尚情懷。而現代文明的普及，知識者的道德持存，也正是實現中國夢的必要條件。如果說張煒的文字閃爍著無窮的理想之光，劉醒龍對被主流文化所遮蔽的鄉村民辦教師懷有無比崇敬之情，那么，麥家的敘事讓讀者體驗到家國情懷指引下個人悲劇的神圣與莊嚴。《暗算》《風聲》等小說中那些天質不凡的奇才和智謀超群的特工報效國家的人生追求，不能不讓我們倍感振奮。他們荒誕命運的背后，正是那種生死不計的崇高感和信念至上的神圣感。他們就是我們民族的脊梁，就是中國的當代英雄。在作品經過影視劇轉化以后，這種精神追求和人格力量所蘊藉的文學正能量得到放大和升華，引導著當代人的價值追求。無論是張煒潛心塑造的精神烏托邦，還是劉醒龍、麥家所推崇的無私奉獻的高尚人格，無不指向有理想有擔當的生存意境。而這種生存意境正是提供文學正能量的精神倉庫，也是中華民族求生存求發展所必要的精神動力。

　　（作者為《廣西文學》雜志編輯、全國中青年文藝評論家高級研修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