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山文化流派》縣市文化研究的首部專著
時間：2014年04月05日來源：《光明日報》作者：陳 遼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經濟體制轉型起，國內出現了“文化熱”。但是縣市文化研究一直空白，直到2013年12月，由常熟市政協文史委員會主編的《虞山文化流派》由廣陵書社出版。這是我國縣市文化研究的首部專著，它不僅為我國縣市文化研究提供了范例，而且對今后如何搞好縣市文化研究也有相當的意義和價值。
常熟文化源遠流長。早在商末周初，周太王的兒子泰伯、仲雍率領部分親屬和徒眾，在常熟附近的梅里，建立句（勾）吳國，是為吳國的前身。春秋時期，虞山青年言偃北上拜師孔子，是孔子的七十二賢弟子之一，被尊為言子。他學成回來，傳播孔學，道啟東南，人們稱他“南方夫子”。西漢魏晉以后，常熟文化崛起，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自成流派。
《虞山文化流派》著重展示全國知名的虞山琴派、虞山詩派、虞山畫派、虞山印派、虞山書（法）風、虞山藏書流派。本來，以常熟縣治虞山鎮命名的虞山文化在各個時期都有代表人物，在各個朝代都有代表作品，如果一一寫來，也可是一部小型的常熟文化通史。但該書另辟蹊徑，只寫了這些文化流派。
常熟的古琴文化，名滿全國。徐曉山之后，又出現了著名琴家陳愛桐、虞山琴派創始人嚴天池、徐青山，代有傳承，一直到現在，出現了古琴名家吳景略（1907-1987）。虞山琴派直接影響了日本古琴、廣陵派、諸城派以及近代今虞琴社的產生和發展。2011年，常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世界非遺——古琴藝術重要保護地區”稱號，可見虞山琴派不止在中國而且在鄰國日本以至在世界都產生了影響。虞山詩派是形成于明末、壯大于清初的一個重要詩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有錢謙益、錢曾、陸貽典、錢龍惕、陳祖范等，陣容強大、澤被深遠。經由山東大詩人趙執信（1662-1744），虞山詩派的詩風傳播到了中國北方。虞山畫派的源頭是元代四家之首的黃公望。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譽滿全世界。布衣畫圣王翚（1632-1717）是此畫派的開創者，主持繪制了《康熙南巡圖》。他弟子眾多，聲望煊赫，他所創立的虞山畫派是清代影響最大、聲譽最著的畫派之一，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一顆明珠。虞山印（篆刻）派肇端于元代繆貞，形成在清代初年。林皋、沈龢、王瑾三位篆刻先驅是虞山印派的創始人，但虞山印派的典型代表人物趙古泥（1874-1933）的影響更大，不少論著稱趙古泥開創了“新虞山（印）派”。虞山書派更獨樹一幟。唐代的“草圣”張旭，是常熟書壇的鼻祖。虞山書派的著名人物楊沂孫（1813-1881），是中國書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古雅”的訴求是他對于書法高端審美的理解，是文人學者型書家所追求的書藝境界。在虞山書派中，翁同龢的書法，“同治、光緒推為天下第一”。到了現代，蕭蛻庵（1876-1958）的“詩心劍氣”的書風，也被人廣泛稱道。常熟的藏書文化舉國皆知，有“常熟藏書甲天下”之稱。脈望館的藏書，錢氏文化世家自元至清的藏書，藏書世家毛氏汲古閣的藏書和刻書，常熟張氏的藏書（歷二十二世），瞿氏鐵琴銅劍樓的藏書，翁氏藏書，都為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揚，作出了難以估量的杰出貢獻。
《虞山文化流派》揭示了虞山文化一以貫之的“流”，又展示了虞山多種文化的“派”，原已完成了該書的預定任務，但該書并不到此止步，而是在各個篇節中進一步總結了虞山文化流派何以歷千百年而興旺的發展經驗，從而使這部文化研究專著有了現實意義。
虞山文化之所以賡續不絕，一是因為常熟重視教育。從唐始，到清末結束科舉，這里共出了狀元8名，榜眼4名，探花5名，傳臚3名，進士486名，舉人、秀才數千人。一個縣出了這么多高級知識分子是罕見的。這種尚文的風氣，客觀上促成了虞山文化諸多流派的產生。
二是常熟重視文化創新。虞山的各個文化流派，代有創新；流派中的代表人物，人人創新。“元四家”之首的黃公望，首創“淺絳設色法”，對明清山水畫的影響至深。書法家張旭開創狂草藝術之先河。汲古閣主毛晉既是著名藏書家，又是一位大出版家，“影抄”法是他的一大發明。
三是虞山文化諸流派的名家，還都長于理論思維，都有獨到的理論體系，被當世和后世所珍奉。更為難得的是，常熟文化流派的多位名家，都有商品意識、產業意識。毛晉藏書，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但他刊刻書籍，也講究“營利”。明清兩代，書法家以字養字（即所謂“鬻字”），已經是他們廣泛接受的生活方式。楊沂孫曾經標潤格賣字而且價格不菲。實踐證明，一個文化流派特別是一個藝術流派，如果他們的作品不能被讀者、觀眾接受，賣不出去，是難以傳諸久遠的。
重視教育，重視創新，重視理論思維，重視藝術的傳播性，便是虞山文化流派如長流水一樣至今發達興旺的幾個重要原因。這對于我們今天發展中華文化，顯然葆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指導價值。
（編輯：孫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