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產業發展和依法治理的重要指引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針對我國互聯網產業發展現狀，做出促進發展和依法治理的總體規定，這將成為指引新世紀我國互聯網產業發展方向和依法治理最重要的政策性文件。
用投資開放來促進互聯網經濟發展，強調價格在電信市場競爭中的核心地位
《決定》對進一步開放網絡金融市場和促進網絡經濟發展做了規定，首次放開電子商務領域的外資準入限制，同時，將包括網絡出版在內的文化產業向社會資本開放。
我國網絡經濟發展迅猛，截至去年年末的統計數據，電商交易總額高達近8萬億元，而且這一數據每年還以25%的速度激增，這說明中國已經進入到了網絡經濟時代。互聯網經濟快速的發展意味著需要更大和更開放的市場，網絡經濟本質就是開放型經濟，建立與世界互融互通和開放的網絡市場是大勢所趨。同時，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業內已經涌現出眾多位列世界前列的互聯網大公司，基本形成了與國外相關企業的競爭實力。《決定》在此時向世界開放電商市場充分顯示出我國對電商產業的自信和全面融入世界互聯網經濟的決心。
值得關注的是，《決定》在開放電商和網絡出版市場的同時，仍著重強調價格因素在決定市場競爭中的核心地位，除個別自然壟斷行業外，包括與互聯網相關電信行業在內的價格都交由市場自由競爭決定，這是我國互聯網經濟全面市場化的重要標志。由自由競爭的價格主導市場供需關系，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條件，《決定》將原屬于行政調控價格范圍進一步縮小，與加重包括文化產業和網絡產業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構成密切相關。這無疑是對網絡民營企業和社會資本進入文化市場的宣示性規則，也是黨中央重視非公有制經濟在新科技創新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體現。
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來整合新聞資源，改變以往網絡傳媒“工具性”的認識
針對網絡技術帶動的傳媒方式變革，《決定》將推動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作為整合新聞資源的重要方式。在信息傳播領域，網絡傳播方式出現之初并不完全具備媒體屬性，更多是作為傳統媒體的發布平臺或工具。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尤其是自媒體和移動互聯技術的普及，對網絡傳媒“工具性”的認識已顯不足，網絡已經逐漸獨立成為一種自主傳播的新型媒體，手機報、網絡新聞推送平臺、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傳播手段層出不窮。現在社會大眾通過互聯網獲取資訊的習慣已遠遠超過傳統媒體，而且網絡傳播具有發布與傳播的交互屬性，新媒體信息傳播的影響早已超越了傳統媒體范圍。特別是微博、微信等即時通訊工具和自媒體平臺的出現，公眾可以通過移動互聯終端達到隨時隨地的互聯互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互聯網媒體屬性越來越強”，所以網絡時代中的新媒體不能僅作為傳播工具對待，更應該以媒體屬性的觀念去看待和監管。
對網絡新媒體認識性質的轉變不僅關系到自媒體等網媒的發展與監管，而且更關系到傳統媒體的發展方向和改革策略問題。《決定》對此明確指出了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發展方向——促進融合。一方面，傳統媒體要進行傳播方式的變革，利用網絡信息互動平臺、自媒體技術、移動互聯等網路技術革新傳統的信息傳播手段，突出傳統媒體作為新聞原發者和權威者的優勢地位，彌補傳播手段的不足——以技術融合促發展。另一方面，網絡新媒體要加強網絡正能量輿論引導作用，強化信息傳播的新聞倫理建設，完善網絡信息發布平臺自審機制和對自媒體發布內容的監管職責，逐漸改變網絡服務提供者和內容發布者對自身“工具性”認識的落后觀念——以理念發展促融合。
用統一高效的管理機構來完善網絡管理，改變“多龍治水”模式
針對目前現行互聯網管理體制存在的各種弊端，《決定》指出“加快完善互聯網管理領導體制”。以網絡信息內容管理為例，涉及到宣傳部門、文化部門、工信部門、國安部門和公安部門等十幾個主管部門，這種多頭治理網絡管理模式往往會產生效能低下的后果。因此，改革網絡管理領導機制勢在必行。從網絡信息傳播途經分析，對網絡治理機制的改革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針對網站的監管，二是針對微博客、微信、論壇等自媒體行為的監管。
如同《決定》所指，現行管理體制存在“多頭管理、職能交叉、權責不一、效率不高”的局面，對網絡信息健康發展和國家網絡安全造成了不利影響。因此，建立統一高效的網絡管理機構確實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從國外相關制度建設看，大多數國家都存在類似機構以保證對網絡管理的高效性。比如，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就是該國網絡行業的統一監管機構，該機構對美國網絡經濟發展和網絡安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按照《決定》的提議，建立統一的監管部門，不僅可以做到網監部門的統一職權和專業高效，而且對互聯網企業來說也是減少了行政許可門檻，間接促進產業發展。
我國目前對自媒體等網絡信息交互的監管不容樂觀，正如習近平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指出：“特別是面對傳播快、影響大、覆蓋廣、社會動員能力強的微客、微信等社交網絡和即時通信工具用戶的快速增長，如何加強網絡法制建設和輿論引導，確保網絡信息傳播秩序和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突出問題。”
從技術實踐上看，對這些自媒體、即時通信和移動互聯技術的治理僅依靠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和網絡公司的自律是遠遠不夠的，面對每天數以千億計且稍縱即逝的網絡信息，沒有哪個部門或公司具備即時甄別的能力。而恰恰是這些信息中摻雜大量諸如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網絡謠言、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垃圾廣告和騷擾他人的有害信息。對這些網絡亂象的治理成為眼下的網絡法治建設的難點。
其實，對網絡信息安全的治理工作完全可以借鑒“楓橋經驗”。“楓橋經驗”的核心是“依靠群眾”和“就地解決”。十八屆三中全會對網絡經濟發展和治理提出“堅持積極利用、科學發展、依法管理、確保安全”的方針被全部吸收到《決定》之中，這是對我國互聯網產業發展經驗的科學總結，勢必會成為我國今后網絡發展和治理的綱領性文件，下一步工作就是以切實可行的制度建設將這些提綱挈領的原則真正落到實處。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市哲學社科規劃項目負責人）
（編輯：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