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消弭疏離，構筑共識
“朋友們，當你們走了萬里路，踏上中國的大地時，可能已經發現，古老的中華民族正在經歷偉大的復興。如我們大家所知道，一個民族的真正復興絕不僅僅是經濟的，它也應該是文化的。”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的致辭拉開了為期兩天的“中德作家論壇”的帷幕。她將這次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對話比喻為“一個有趣的過程”：“互相凝視，互相發現，世界因此而廣闊、而美好”。她期待德語作家“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國作家的文學品格，了解中國作家面對壯闊豐饒的生活所付出的努力，從而意識到中國的文學和作家從我們的歷史和時代中領受的使命和責任。”
德語文學里曾涌現了無數杰出的詩人與作家。其中，里爾克、托馬斯·曼、君特·格拉斯、馬丁·瓦爾澤等人，都對當代中國作家產生過重要影響。直到今天，德語文學依舊生機勃勃，是值得中國作家重視的文學資源。而對于德語作家來說，中國當代文學也正散發著越來越大的誘惑。柏林文學論壇主席烏爾里希·雅內茨基曾說：“因為中國的迅猛發展，人們對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日益關注，曾有的疏離之感逐步走向消解，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通過文學作品來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
2009年，中國百名作家組團參加法蘭克福書展，在德國引起一時轟動，為中德文學交流開創了良好局面。4年之后，這種大規模的文學交流在北京接續了薪火。由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柏林文學論壇、中國人民大學等聯合主辦的“中德作家論壇”于9月1日至2日在京舉行。雙方數十位優秀作家齊聚一堂，就“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責任與自由”、“家園與鄉愁”等話題展開交流。
風號大樹中天立
作家有沒有異于常人的責任
“全球化時代，作家將承擔何種責任”是本次論壇的中心議題，在這個略顯沉重的題目上，中德作家各抒己見。一些人認為，作家也是普通人，與常人一樣擔負應該擔負的責任，除此之外不該要求更多。但另一種觀點卻表示，作家應有天下意識與擔當意識，為人須有大憂患大悲憫，為文須有大精神大氣度。
德語作家羅爾夫·拉佩特常年為電視臺撰寫劇本，他覺得，人們總是譴責作家坐在象牙塔里創作文學，而不能在社會事務上表態，但是同樣的要求卻絕不會對牙醫或汽車司機提出。拉佩特說，作家也是普通人，卻總被用另外的標準來衡量，“有人愿意像德國的君特·格拉斯、瑞士的阿道夫·穆希格，做社會的良心，把大把時間花在接受采訪、參加論壇、寫評論文章等事務上，那是他們的自由，而我愿意把這些時間用于純粹的文學創作，這同樣無可厚非”。
而在年輕的中國作家張悅然看來，作家并非普通人，與其說作家比普通人多具有什么天賦，倒不如說多了某種欠缺——他們與生活的環境之間，欠缺了某種潤滑劑一樣的東西，所以作家總能比常人感覺到更大的“摩擦”。張悅然覺得，這種摩擦使作家更為敏感，備受煎熬，同時也獲得更多的創作靈感，一直保有這種痛苦而可貴的摩擦，對作家來說十分重要。
對民族傳統文化頗有研究的作家賈平凹，發言中流露著古樸的中國傳統文人情懷。他表示，中國素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文化傳統，關注社會、關注現實是作家的必然選擇。雖然作家開不了藥方，但可以用史的筆法去記錄時代，記錄普通人的生存狀態與精神狀態。
風號大樹中天立，昂首向天魚亦龍。這兩句詩某種程度上傳遞了賈平凹的文學情懷與精神追求。昂然挺立，無畏艱辛，有所承擔，賈平凹說：“文學藝術應乎天而時行，如燃燒的柴火升騰光焰，燭照黑暗。理想的文學是文明而剛健的，使社會元亨，并且自身也元亨。”
云層之上盡光明
優秀文學的境界都是相通的
家園與鄉愁是中德作家談論較多的一個話題。鄉愁本來與愛情一樣，是文學的永恒母題，自古就被反復書寫。但在當下情況又有不同，因為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世界正在逐步“縮小”，人們的遷徙變得越來越頻繁，充滿理想色彩的鄉村日漸稀少。這種變化會怎樣投射到文學當中？
曾獲得畢希納獎的德國作家福爾克爾·布勞恩認為，故鄉是充滿了矛盾的存在，在故鄉所經歷的過去，必會影響作家未來的創作。有人進一步說，對于作家而言，家鄉其實是一種情感，潛藏在心靈深處，是渴念之地、憧憬之所，因而常常帶有理想色彩。不管現實的家鄉如何發生變化，作家心中的家鄉，反倒會因為距離的增加而感受越發強烈。
與會作家中，不少人都將書寫的目光對準家鄉：莫言寫高密東北鄉，賈平凹寫西北農村，劉震云寫“故鄉系列”，方方的小說武漢味十足……家鄉雖然是他們的書寫對象，牽動著他們敏感的神經，甚至家鄉的獨特風情都已化入他們作品的骨髓之中，但如果你想依照他們的作品按圖索驥，又常常會發現，他們筆下的那個“家鄉”，更多富于記憶與歷史的色彩。
中德作家對于家鄉的感受不盡相同。有德語作家說，家鄉好比大衣，離開家時要穿上，進入另一座房子后則要脫下。也即，家園意識并非恒定，它會隨著經歷的變化被重新“編碼”。鄉土意識極重的中國作家多半不這樣認為，在中國，地域文化常常會為一個作家打上終身不變的烙印。但是，這不妨礙兩國作家都能寫出優秀的鄉土文學。對此，賈平凹講了一個故事。有次坐飛機，當飛機穿越云層，他看到天空剎那間變得一片光明，當時便有所悟：加在文學頭上的種種因素，如題材、技巧、地域特色等，都只不過是文學上空的“云層”。這些云層盡管各有不同，但如果上升到足夠高度，穿越云層之后，看到的將是一個相通的光明世界。賈平凹說：“優秀文學也是一樣，到最后都是相通的。”
此心不隨流俗轉
盲從流俗是文學創作的大敵
此次論壇上，最吸引聽眾的，還屬一些閃耀智慧光芒的獨特認知。
“講故事的人”莫言依舊選擇用故事來表露觀點。他說上世紀90年代，中國興起“下海”風，他也按捺不住去當了編劇，寫了10集電視劇，掙了一萬五。原本還沾沾自喜，結果過不了多久，他就看到了文學陜軍的東征，陳忠實拿出了《白鹿原》，賈平凹拿出了《廢都》，一時間洛陽紙貴，陳、賈二人聲名大噪。“我心里一震。我在忙著掙小錢，他們卻都在干大事。”莫言笑著說，“所以我重新沉下心寫作。作家還是得有堅守，任他時俗千變萬化，八面來風，作家應該巋然不動，循著心中的方向前進。”
幾十年來，中國文學忽而慕洋，忽而崇古，忽而尚雅，忽而追俗，學者專家論說不休。莫言卻給出了自己的看法：無論什么時候，作家都應該是對藝術創新的不懈追求者。不避中西、不擇雅俗、不顧毀譽，使自己的創作別開生面。他說，只要能夠為我所用，又何必管它是來自何方？
文學創作中，批判常常比肯定更能贏得掌聲，于是催生了不少故作姿態的批判性作品，作家劉震云一針見血地諷刺了此類作者。“直接去寫揭露與批判的作品，更容易受到當下的歡迎和另外國度的歡迎，但它帶來的一個結果是，這類作品同樣大大降低了文學品格。”他打比方說，“好像在街頭用酒瓶子把自己的腦袋砸破一樣，它肯定能吸引注意，但它并非生活的本來形態。”
以《平原》、《玉米》、《推拿》等作品受到讀者歡迎的作家畢飛宇，則表示要沿著魯迅的道路，繼續寫分析中國農民的作品。在他看來，魯迅之所以偉大，原因就在于不僅對底層農民充滿同情，而且還以理性眼光分析他們，看到了存乎其中的人性的鄙陋可憐。這一點正是很多作家學習魯迅卻未能超越魯迅的地方。“他們在情感上偏向于底層人群，這一點令人尊敬，但他們同時認為，真理或正義也一定存在于底層之中，這就缺乏分析。”畢飛宇說。
作家徐則臣談道，在近年一個閱讀調查中，《紅樓夢》、《百年孤獨》被讀者評為最“讀不下去”的文學作品，顯示了當下的閱讀習慣與經典作品之間，正在形成巨大的撕裂。快餐閱讀已經改變了讀者的思維方式，使他們對經典文學產生了心理抗拒。而一個真正從事文學創作與傳播的人，不應該屈從于這種流俗，而應為經典作品的命運抗爭。
（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