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55年的時光，一位華裔科學家和一位中國文學家相繼登上諾貝爾獎的領獎臺；15日，這兩位諾獎得主——楊振寧與莫言，又同時登上了北京大學的講壇，展開了一次“科學與文學的對話”。

　　科學和文學，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前者注重理性、后者強調感性，前者關注物、后者著眼人。除了共同的榮耀，楊振寧和莫言之間能擦出怎樣的思想火花？科學與文學，又有什么共通之處？對話中，兩位世界級的學者結合自身經歷，與青年學子們一道探討了科學與文學、物質與精神、時代與心靈的關系。

　　——編  者

　　無論科學還是文學，都不能把得獎當做動力

　　對話在諾獎頒獎典禮的傳統音樂——莫扎特《D大調進行曲》中拉開序幕，第一個話題是兩位獲獎者相隔半個多世紀的頒獎典禮。“今天，兩位大家的相遇，必能碰撞出絢麗的火花，給在場的聽眾以智慧和啟迪。”北京大學校長王恩哥的開場辭道出了現場300多名北大學子的心聲。

　　楊振寧和莫言有著不一樣的人生道路：一個是大學教授的兒子，一個是農民的兒子；一個走進了科學，一個選擇了文學。但殊途同歸，二人都走上了斯德哥爾摩的領獎臺，成為世界級的名人。

　　“我在中國接受傳統教育，傳統文化和中國文學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在楊振寧心中，科學與文學并無對立。

　　楊振寧說，自己之所以選擇科學，是喜歡科學的簡潔之美。“在諾貝爾獎項中有3個科學領域的獎項，而且爭議比較少，這主要因為科學比較簡單、科學里的價值觀比較單純。”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總是在你幾乎忘記它的時候悄然而至。”莫言這樣形容他的獲獎。文學和科學不一樣，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我認為文學發展最根本的動力是人類追求光明的本性，是人類認識自我、表現自我的愿望。”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獎項，可以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文學之路滾滾向前。”在莫言看來，要想寫出好的作品，首先就應該把文學獎忘掉，如果一心想著文學獎，把得獎當做寫作的動力，甚至去揣度評委的口味，并試圖改變寫作的風格，這多半是南轅北轍。這樣的道理，在科學研究中同樣適用。

　　受傳統文化影響，“我們都走著一條中國路”

　　在攀登高峰的路上，中國的科學家與文學家都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楊振寧和莫言都認為，科學和文學都是觀察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窗口，科學家和文學家也都在通過民族與文化傳統影響著世界。

　　“物理學的前沿方向有很多，科學家選擇向哪個方向進軍是受到個人特點和文化背景影響的。中國物理學家喜歡的方向，跟德國物理學家喜歡的方向是不一樣的。中國人比較務實，不走極端，這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密切關系。”楊振寧說。

　　莫言認為，民族性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更加明顯。“中國的民族性在《周易》中就樹立了一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前半句代表進取，后半句代表兼容和包容。關于文學創作，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叫文以載道，希望通過文學來繼承發揚我們的傳統文化和基本的價值觀，然后借以教育國民、開啟民智，這是文學創作的終極目標。”

　　“在寫作的時候，作家往往不會主動地選擇描寫民族文化或民族性的東西，而是在創作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賦予筆下的人物這些特性。”莫言說。

　　科學和文學都是“真情妙悟鑄文章”

　　“如果把愛迪生請來，在這個世界生活一個禮拜，哪一個東西是他最意想不到的？”當91歲的楊振寧問出這個孩子般調皮的問題時，全場爆發出歡笑，很快，莫言接道：“手機，我覺得是手機。”“我也同意是手機，用這個東西，我們就能和遠在美國的人通話，多神奇啊。”楊振寧說。

　　如何用同一個詞來描述科學與文學？“我非常喜歡‘真情妙悟鑄文章’七個字。科學研究首先要有真情，得對這個事情發生濃厚的興趣；有了真情以后，你才會進行這方面的努力，經歷過努力、失敗、再努力、再失敗的過程，取得了進展的話，就是妙悟；有了妙悟以后，你才會有最終的結果——鑄文章。”楊振寧說，“我認為，這七個字道盡了科學研究所必須經歷的過程。”

　　莫言認為，文學創作的“妙悟”，就是靈感。“靈感突然到來了，過去創作中難以解決的事情就解決了。”莫言說，自己在創作《生死疲勞》時，因為小說的結構沒有想好，一直無法寫下去。“有一年，我在承德一座廟的壁畫上看到了佛教里六道輪回的情景，我突然感覺到‘妙悟’。六道輪回成了小說的結構，寫得特別順利。”

　　楊振寧還從審美的角度看到了科學發現和文學寫作之間的相似性。“它們都以不同的方式，顯現自己的結構之美、表述之美、思想之美。在許多科學家看來，審美準則同樣是科學的最高準則。”

　　莫言則談道：“科學和文學雖然探索的方式不同，但從本質上講都在探尋真理和秩序，洞察宇宙和人心的奧秘。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與科學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追尋真理。”

　　“最近這幾十年，中國的發展給了中華民族很大的自信心，在科學和文學的道路上也應該有這種自信。我在國內認識了數不清的年輕人，中國的大學生并不比國外的大學生差，而且積累更加豐富，性格更加成熟。我對于中國科學和文學的發展是非常樂觀的。”楊振寧說。

　　（綜合于洋、金亮及新華社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