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大宅門》是“高水準的坐標”嗎？
電視劇《大宅門》劇照
2013年1月7日，《北京青年報》B8版《文娛新聞》版發表了標題為《郭寶昌：看點不一般 話劇也精彩》的文章，全文是該報記者采訪郭寶昌和三位話劇演員的談話，文章加標的“眉題”是《國家話劇院推出話劇〈大宅門〉同名電視劇導演執導筒》，另外還有一段“新聞導語”，里邊有一句話寫的是：“2001年在央視播出的電視劇《大宅門》曾給電視劇制作確立了一個高水準的坐標。”
這真是極不負責任的攪亂輿論、誤導大眾的奇談怪論！
早在2001年播出不久，電視劇《大宅門》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格調就受到了公開的嚴肅的尖銳的批評。當時，中國電視劇的三項大獎，即中宣部的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廣電總局的“飛天獎”，中國文聯、中國視協的“金鷹獎”，都沒有給它任何獎項，甚至“提名榮譽獎”也沒有。直到這兩三年，在人們頭腦里的電視劇作品價值取向存在一定混亂狀態時，才在地方臺的“國劇盛典”、“輝煌30年”一類的評選中得獎。
這就是歷史的、大獎機構的、公眾的結論，也是中國電視劇藝術的結論。這個結論是顛覆不了的。
質疑一：《大宅門》是在揭露封建家庭嗎？
事實上，播出版的作品里，“揭露”“封建家庭”或者中國資產階級“剝削的血腥史”的初衷，顯然是杳無音訊了。所謂用這個家族來折射“大千世界”，“映照”一個民族，也只是把“社會史”當作了“家族史”的花紅點綴，把“家族史”當作了“社會史”的一個虛幻符號。
當年熱炒熱播的《大宅門》，用亂哄哄的報道和收視率的光環遮蔽了《大宅門》里的文化糟粕。面對大宅門里沾染有資產階級血腥氣味的封建秩序，面對這種秩序下的人們的生存狀態和文化心態，編導者其實是在顧影自憐式地自戀，又是在自怨自艾地自嘆，他演繹的是他記憶中的昔日的輝煌，叩響的是徘徊在腦際的過去的回音，唱出來的竟是凄美的挽歌。《大宅門》里，恰如《共產黨宣言》說的，“半是挽歌”！
據說，《大宅門》是北京城醫藥界老字號同仁堂樂氏大家族的故事，身為這個大家族的一員，編劇、導演郭寶昌說，他最初想寫這個故事，“就是想揭露這樣一個封建家庭；想揭露我父親殘暴的剝削本性，揭露我母親受壓迫的悲慘命運。”還說，他“就是想弄一部和《資本論》一樣對照著看的中國資產階級剝削的血腥史”。郭寶昌還說，作為編導，他“要告訴觀眾，歷史上曾經有這樣一些人，曾經這樣的活著。《大宅門》折射了大千世界，映照了一個民族”。大概就是根據這樣一些說法，一些媒體在炒作時用了一些大字眼的標簽。有說“抖摟同仁堂百年內幕”的，有說“50載亂世風云現眼前”的，有說它“描繪了一幅百年都市商家大宅門的斑斕多彩的畫卷”，還“具有豪邁民族氣勢”的，還有說它“帶著民族的精神和歷史的烙印向熒屏走來”，“跨越半個世紀，傾訴四代糾葛”，是“一部講述大家族興衰的現代《紅樓夢》”的。
事實上，播出版的作品里，“揭露”“封建家庭”或者中國資產階級“剝削的血腥史”的初衷，顯然是杳無音訊了，跟不朽的《資本論》也沒有什么可比性了。所謂用這個家族來折射“大千世界”，“映照”一個民族，也只是把“社會史”當作了“家族史”的花紅點綴，把“家族史”當作了“社會史”的一個虛幻符號。光是“同仁堂文化”的演繹顯然也只在皮相，膚淺、淡薄、粗疏、乏味。甚至于，一味地表演白萌堂的報復詹王爺而對大格格有孕在身的真相加以隱瞞，反而暗下安胎之藥，導致大格格未婚生育子女，把大格格逼上了絕路，簡直就是醫德不正。濃墨重彩地描述二奶奶如何用盡心機和權術，甚至不惜重金收買宮中壽藥房總管太監常公公，以奴顏媚骨加以投靠，最后靠著家中權勢盤回了白草廳，則顯得白氏家族也不全靠正當經營而成功。諸如此類的劇情設計，反都有損于這種“同仁堂文化”。而那“抗日”，也因為有了日本人田木青一家人成了白景琦的座上客，因為楊九紅靠了田木青的幫助闖關運藥才大功告成，也都對愛國情懷有些稀釋。可見，《大宅門》全劇的主旨并不在于彰顯“同仁堂文化”。
那是郭寶昌心不在焉，在旁騖其他。一旦剝離了種種文化標簽，大家看得明白，它就是講了這座大宅門里，白氏家族中，以白萌堂、白文氏、白景琦、白敬業為代表的這四代人的生死愛憎，恩怨情仇。其中，戲核其實就是白景琦的57年的人生道路；故事主干其實就是白景琦和他的四個妻妾黃春、楊九紅、槐花、李香秀的亂世姻緣，風流韻事，再加一點悲歡離合，或者義斷情絕；主旨，不管郭寶昌承認不承認，仿佛歷史給他開了個玩笑，40年過去，回頭看，他真的初衷不改，他還是在為他心目中的“太陽”、中國男人之“楷模”的以他養父為原型的白景琦，樹碑立傳！
（編輯：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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