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荊軻
“荊軻”的出場，充滿了華麗與戲謔，充滿了真誠與荒謬，也充滿了莊重與譏諷。他擊碎了中國兩千多年來高居廟堂、堂皇浩湯的審美之維，努力貼近大地歌哭，呼喚“詩”的野性與夢想，并回歸“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春秋風雅與禮樂情懷。
今天重談話劇《我們的荊軻》似乎是一種冒險。經歷了莫言獲獎，文本的結構和解構、舞臺的重讀與再塑，似乎很難不掉進過度闡釋的陷阱，也很難不走入唯歷史論的桎梏。從溫暖的劇場沖進呼嘯的寒風中，這個兩千多年前的故事，不禁讓我想起波德萊爾在《天鵝》中曾經重復過的那句話：“一切對于我都變成了寓言”，想起本雅明對波德萊爾所做的那個熱情洋溢的評價：“他的詩照耀著第二帝國的天空，像一顆沒有氛圍的星。”
毫無疑問，在這部話劇里，“荊軻”尋找的是一種“將一切變為寓言”的歷史性觀眾，“荊軻”的“刺秦”注定是一場“沒有氛圍”的行動。從第一幕“成義”開始，荊軻在眾人的譏諷中搖搖晃晃的亮相，到最后一幕“刺秦”結束，他在一片光芒中發出“我們歷史上見”的慷慨誓言；從他所患的滑稽可笑的現代病癥——失眠，到高漸離獻上更滑稽更可笑的祖傳秘方——“貓頭鷹腦袋七只，文火焙干，研成粉末，用雄黃酒睡前沖服”；從他立場堅定一心求取“成就一世功名”，到處心積慮因“斷袖”而功敗垂成……“荊軻”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一場意味深長的好戲，帶有一種精心策劃的亦莊亦諧的色彩。
在這里，現象的過剩、意指的隱晦、語義的重復，與其說是造成了某種表達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可能，不如說造就了思想的懸置和價值的阻滯。“荊軻”的出場，充滿了華麗與戲謔，充滿了真誠與荒謬，也充滿了莊重與譏諷。他擊碎了中國兩千多年來高居廟堂、堂皇浩湯的審美之維，努力貼近大地歌哭，呼喚“詩”的野性與夢想，并回歸“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春秋風雅與禮樂情懷。“荊軻”似乎在暗示我們，他并不打算在集體經驗的積聚中談論歷史，而是試圖用種種零散的、碎片的、潛伏的、穿越的可能維系歷史的存在。在這個視角中，歷史成為一個新的寓言。
我以為，值得稱道的，恰恰是這樣一個“荊軻”，還原了歷史的復雜性。《戰國策·燕策》和《史記·刺客列傳·荊軻》都曾記載“荊軻刺秦王”的故事，情節生動緊張，曲調慷慨激昂。在歷史的記載中，荊軻因“刺秦”而存在，也因“刺秦”而流芳千古，左思盛贊他“雖無壯士節”，“重之若千鈞”；賈島也贊譽他“易水流得盡，荊卿名不消。”然而，事實上，正如后人評價，放在荊軻墓碑前的，不光是美麗的鮮花，還有帶刺的荊棘。司馬光認為荊軻“欲以尺八匕首強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揚雄甚至直言：“若荊軻，君子盜諸。”毫不隱諱地斥之為“盜”。
在劇中，“荊軻”正是手捧這樣的鮮花和荊棘，從壯烈的高空跌落，由英雄降落為集高尚與卑瑣為一身的普通人。他時時留戀于流俗，又把自己從流俗中拉出，讓自己脫離歷史文字的表淺和粗糲。“荊軻”的神來之筆，恰是他帶來了出人意料的驚喜，那就是把歷史作為寓言，濃縮在一個狹小的舞臺上，戰爭、情愛、復仇、俠義、謊言、幽默、陰謀、犧牲是他在這個舞臺上隨手可以取用的材料，歷史的豐富和駁雜穿越時空而來，于瑣碎混沌之中張揚著動人的力量。不再有溫克爾曼那種“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荊軻”帶我們穿過華幕，凝視那哀傷遍地、猙獰狼藉的幕后。那種脫胎于歷史又超越于歷史的點化與幻化之筆，讓“荊軻”的性格布滿了傷痕，也充滿了張力。
“斷袖”一幕，是全劇的一個高潮，也是成就“荊軻”性格的一個亮點。“荊軻”對燕姬歷數刺秦的理由，從“為天下百姓”、“為死去的冤魂”、“為秦國百姓”，到“為諸侯”、“為燕太子丹”、“為俠士的榮譽”，每一個都慷慨激昂、氣勢磅礴，卻均被燕姬一一辯駁得體無完膚，“陣陣語塞”中，“荊軻”終于明白，自己別無選擇地只能做一個“失敗的英雄”，“牽著秦王的衣袖，把舞臺一直拓展到荒郊野外”。劇情推進到這里，失敗變成了宿命，“刺秦”變成了“斷袖”，“陰謀”變成了“陰謀中的陰謀”，兩千年的秉筆直書變成了“雜種混血”的存在，所以也便有了“壯別”一幕，他如同上帝一般，在送行的岸邊低眉垂首俯視自己，哀嘆“那個名叫荊軻的小人，收拾好他的行囊，帶著他的隨從，登上了西行的破船，去完成他的使命”，荊軻內心的困惑和命運的乖蹇從此便有了神奇的意味，“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告白從此便有了無窮的可能。
好！整點裝束，我們不妨重新穿越到兩千年前的歷史現場，窺探“荊軻”在場的奧秘。一個情意綿綿的熱血男兒，一個冷酷無情的酒色之徒；一個智勇雙全的慷慨俠客，一個劍術拙劣的匹夫之輩；一個“游于酒人”的市井小人，一個“沈深好書”的風雅君子，一個“一舉無兩全”、“終被狼虎滅”的失敗的英雄。你覺得他很熟悉？那就對了，這就是荊軻，一個我們身邊的人。至此，你便不難明白何以荊軻初到燕國，整天喝酒，“歌于市中相樂”，酒醉便“旁若無人”痛哭流涕；何以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他沒有交手就“不敢留”；何以同魯句踐爭執，魯句踐“怒而叱之”，他又“嘿而逃去，遂不復會”；何以聞道燕丹托以謀秦之計，他會囁嚅“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你也不難明白何以燕丹聽道荊軻說了句“千里馬肝美”，便立即將千里馬殺死取肝；何以酒宴上荊軻忘情地盯著鼓琴美人的纖纖玉手贊一聲“好手”，燕丹便毫不遲疑地將美人之手盛于玉盤獻給他；何以荊軻對這種異乎尋常的逢迎，會心安理得；何以最終以匹夫之勇螳臂當車、鋌而走險；何以“斷股”“廢”而“被八創”，成為詩人眼中“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的草包。
在這個狹小的舞臺，荊軻、燕丹、田光、燕姬、高漸離、秦舞陽、狗屠無疑都是寓言的天才，飄浮于歷史的無與倫比的想象力是他們天才的源泉。在這個狹小的舞臺，亦莊亦諧的戲劇表達、奔放不羈的靈魂騷動、夢幻現實的曲折起伏、靈魂深處的陡然跳躍……是我們回眸過往的蟄須，時不時地纏繞上來，勒得我們發痛——歷史的多義和復雜再次展示了它的奇幻詭譎，展示了它絕不寬恕的悲憫哲學。
聞一多曾說：“詩似乎沒有在第二個國度里，像它在這里發揮過的那樣大的社會功能。在我們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會生活。”中國漫長的歷史記載中，沒有哪個時代像春秋戰國那樣，以“詩”支撐了一個時代的精神和氣度；我以為，將“詩”換作“藝術”，道理同樣存在。
回到話劇的題目，“我們的荊軻”。到底是誰的荊軻？這不是一個問題。走進劇場的人在問，為什么是我們的荊軻？走出劇場的人也在問，為什么不是我們的荊軻。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