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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標準之爭而導致的美學排異乃至美學暴力,已經成為越來越顯著的社會現象,甚至對不少人構成沒有必要的傷害。我們應多一些寬容,多一些胸懷。誰知道今天你所厭惡的,不會成為明天的經典? 

　　近日,年輕的鋼琴演奏者李云迪在國家大劇院舉辦獨奏音樂會,上座率極高,據說與10月剛剛在同一地點舉行過獨奏音樂會的鋼琴大師波利尼不相上下。現場有不少觀眾發微博,對音樂會表示了由衷的贊嘆。這原本是大眾文化時代一個平淡無奇的事件,沒什么可說。但一個有趣的細節,讓整個過程變得耐人尋味了一些——那就是有專業人士指出李云迪演奏貝多芬時屢次彈錯音的問題。 

　　事實上,“彈錯音”的陰云一直籠罩著李云迪,只是也許他自己并不在意。今年早些時候,李云迪與香港交響樂團合作的演奏中,也因彈錯音被不少專業人士指出。但正如一位記者在報道新聞時寫下的那句頗有深意的結束語:但顯然更多的普通樂迷都很享受他的音樂。專業人士和普通樂迷,究竟誰更有資格決定李云迪的水平? 

　　事實上,大眾的美學觀和專業人士的美學觀發生沖突,已是這個時代屢見不鮮的事。就在我寫這篇評論的時候,南方某報在微博上發表觀點,評論時下熱映的三部電影——《一九四二》《王的盛宴》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得出的結論是:宣傳最弱的“少年派”贏得了勝利,誰說中國觀眾不懂電影?這是大眾審美的一次完勝。比較近的例子,還有靠百家講壇走紅的于丹教授,在某個昆曲表演的場合,被臺下的觀眾起哄事件。這些事,連同前文提到的李云迪的事,固然不在同一領域,卻都涉及了一個雖多少有點殘酷,但又無法回避的現象:美學的排異。也就是,不同的群體將自己的審美標準凌駕于其他群體的審美標準之上,從而演變成了一種黨同伐異的審美領域的暴力。 

　　標準之爭,歷來不算新鮮。在一些特殊的歷史時期,甚至可以誘發壯觀的文藝思潮與革命。19世紀中葉,巴黎有一群畫家,因創作與現行標準格格不入的作品而遭到主流藝術圈的排擠,這些人包括馬奈、雷諾阿、莫奈、德加、畢沙羅等等。他們關注自然界中光影的微妙變化而非科學透視的寫實,時常遭到主流評論界的譏笑。作為反抗,這些遭到“美學排異”的畫家于1863年舉辦了一場“落選者沙龍”,將他們被主流審美體系排除在外的作品集中展出。其中,愛德華·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因描繪一位赤身裸體的妓女與衣冠楚楚的紳士在草地上共進午餐的場面而遭到保守人士的劇烈攻擊。更有評論家稱莫奈的一副海港晨景作品為“只是個印象”。后來,這些人共同構成了西方美術史上最為重要的流派之一,而曾被用來譏刺的“印象”一詞,成為整個流派的正式名稱。前文提到的所有名字,都成了美術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舉這么一個例子,無外想表明一個觀點:標準是隨著時間和空間的演變而不斷變化的,并不以人數的多寡和勢力的厚薄為判斷依據。不同群體對各自標準的捍衛,在很多時候,并不是純粹的美學問題,而是利益作祟。當我和父母輩的人提到于丹遭哄事件,他們都很憤憤不平:為什么要這樣對待一個既有文化又沒架子的學者呢?他們能夠聽懂于丹,但聽不懂昆曲,對于他們來說,于丹或許就隱隱成了自己的文化代言人。李云迪是如此,理查德·克萊德曼也是如此,對很多非專業人士來說,他們選擇名曲中旋律最優美的作品來演奏,他們出唱片、開演唱會、上春晚,他們就是“人民藝術家”。至于彈錯了幾個音,誰在乎呢? 

　　之所以專門寫這樣一篇文章,原因在于標準之爭而導致的美學排異乃至美學暴力,已經成為越來越顯著的社會現象,甚至會對不少人構成沒有必要的傷害。 

　　如果說李云迪的“遭遇”還不算什么(畢竟他還不屬于擁有巨大影響力的文化人物),那么不妨看看陸川的遭遇、于丹的遭遇、改編紅樓夢時的李少紅的遭遇,以及拍了很多武俠劇的張紀中的遭遇。他們的文化水準高或低,幾乎與他們承受的攻擊沒有直接關系。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只是堅持了自己的標準,這標準,或惹惱了大眾一端,或激怒了專業人士一端,總之是里外不討好。 

　　有沒有可以調和所有標準的作品和人物?當然是有的,否則我們也不會發明“雅俗共賞”這么個詞。但畢竟,這樣的作品是少數,大多數時候我們還是要面臨多種標準的博弈局面。讓大家彼此調和、水乳交融,自然是不可能的。我所要呼吁的,是每個人多一些寬容,多一些胸懷。誰知道今天你所厭惡的,不會在明天成為經典呢?一味的黨同伐異,只會讓我們錯過更多也許還不錯的風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