熒屏娛樂正在發生歷史性轉折——“限娛令”實施半年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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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顯示，截至6月30日，中央電視臺、中國教育電視臺、全國地方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的收視率和市場份額較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增長。事實證明，半年過去，“限娛令”并沒有像有些人曾斷言的“弊大于利”，甚至恰恰相反，由于激發了創新創優動力，催生出《中國夢想秀》《一站到底》《老梁觀世界》《村里這點事》《壟上行》《士兵突擊》《平民英雄》《謝天謝地你來啦》等一批好看的新節目，吸引了更多觀眾收看。中國熒屏娛樂借助“限”字所尋求的新的突破，讓我們看到了整個電視娛樂生態的新變化。
“要說不擔心那是假的，我們足足擔心了半年，現在，心終于放下來了。”7月12日，國家廣電總局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這樣表示，話語中，振奮之情顯而易見。
就在此前幾天，央視索福瑞公布了上半年中央電視臺和地方衛視收視率及市場份額的最新調查統計。統計數據顯示，截至6月30日，中央電視臺、中國教育電視臺、全國地方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的收視率和市場份額較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增長。
“看到這個結果，我們才算松了一口氣。”那位工作人員說。在國家廣電總局當天發布的通報此調查結果的新聞通稿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句話：“今年實施的電視上星綜合頻道調控措施不僅沒有造成收視滑坡，反而由于激發了創新創優動力，催生出一批好看的新節目，吸引了更多觀眾收看。”
那么，央視索福瑞的這次年中調查結果，究竟為什么會讓國家廣電總局感覺如釋重負？“今年實施的電視上星綜合頻道調控措施”又是指何而言？
兩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是同一個，那就是國家廣電總局于2011年10月發布、并于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限娛令”，此“令”當初曾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有可能造成大范圍的“收視滑坡”，從而在不短的時間內備受爭議。
而今，半年過去，事實證明“限娛令”并沒有像有些人曾斷言的“弊大于利”，甚至恰恰相反，中國熒屏娛樂借助“限”字所尋求的新的突破，讓我們看到了整個電視娛樂生態的新變化。
實際上，“限娛令”這個詞只是一種民間說法，它的正式名稱是《關于進一步加強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節目管理的意見》。其主要目的是調整各衛視黃金時段綜藝娛樂節目播映內容，限制各衛視黃金時段的綜藝娛樂節目播映權限，防止過度娛樂化和低俗傾向。
在泛娛樂化和唯收視率論實際已為諸多電視臺廣為奉行的情況下，國家廣電總局的這一“限令”顯然并非心血來潮。在此之前，國家廣電總局對于個別出現問題的娛樂節目已不止一次公開叫停。而在2011年7月國家廣電總局專門召開的“關于防止部分廣播電視節目過度娛樂化座談會”以及隨后頒布的相關文件中看，國家廣電總局彼時“限娛”的決心就已經不再針對某一家電視臺或電視節目，而是改而針對整個行業發展態勢，隨后正式發布的“限娛令”，只是又一次高調重申和強化而已。
必須承認，這是國家廣電總局針對近年來中國熒屏娛樂呈現出的諸多問題所下的一劑“猛藥”。而整個2012年上半年，大家都在觀察和等待這劑“猛藥”所引發的各種反應和結果。
當“娛樂”成為“愚樂”，觀眾已經被“限”了
創意克隆、內容低俗和事實上的被動接受，觀眾看似“自由”的“娛樂”選擇，已經在“娛樂至死”的口號下，成為了被“愚樂”的對象。娛樂的過度發展恰恰為自己制造了難以突破的“瓶頸”和“門檻”。
隨著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和文明程度不斷提高，眼下的中國人對“限”這個字眼頗有一種天然的敏感。這也是“限娛令”出臺之初，不僅許多省級衛視反應強烈，而且不少觀眾也難以理解的原因。
“連娛樂都不讓？”這是當時許多人的迷惑和質疑。
“1983年春節聯歡晚會上的小品《吃面條》，標志著內地純娛樂節目開始出現。”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胡智鋒說，“到了上世紀90年代后期，純娛樂節目快速發展，除了社會生活節奏加快需要放松以外，這實際上更是伴隨國力增強，整個民眾心態進一步自信的表現。”
事實證明，民眾自信帶來的必然是社會寬容度的增加。為了鼓勵媒體和文藝工作者盡快從早年過度僵硬的教化宣傳思維中脫離，適應社會發展需求和人們日益豐富的文化需要，此后應運而生的“娛樂無害論”雖然爭議始終不斷，但無疑對不少媒體產生了真正實質性的影響。
其中，湖南衛視的成功顯然最為典型。“央視因其特殊的地位，當時還不能夠充分釋放。因此，娛樂旋風最初是從地方衛視刮起來的。”胡智鋒說。
“作為一個以娛樂節目為主要內容的電視頻道，其功能就是讓人娛樂，通過娛樂讓人放松，所以，湖南衛視更注重節目是否有意思。”多年前，《三聯生活周刊》的記者在采訪湖南衛視的創作人員時這樣寫道。
緊隨湖南衛視之后，許多地方衛視先后跟進。江蘇衛視、浙江衛視等后來同樣成為佼佼者。“湖南衛視的《快樂大本營》和《超級女聲》引領了內地第一和第二次娛樂大潮，而江蘇衛視的《非誠勿擾》則走在了第三次娛樂大潮的前面。”胡智鋒總結。
但是，早在第二次娛樂大潮之時，一夜成名、商業炒作等過度娛樂化的負面因素已經顯現，而到第三次娛樂大潮開始，熒屏“娛樂”暴露出來的問題已經多如牛毛。
娛樂走過了它的健康“臨界點”，娛樂節目泛濫，幾乎占據了所有衛視的黃金時段，熒屏娛樂功能被過度放大已成事實。
與之相應，大量負面話題開始從娛樂類節目中產生。嘉賓過度作秀、節目內容造假、家庭倫理扭曲、社會道德失范……凡此種種，已經導致當下熒屏娛樂節目廣受詬病。但缺乏明確規范加上畸形競爭的強大慣性，唯收視率論背后隱藏的現實經濟效益，依然令眾多娛樂節目沿著“無下限”的低俗化路線一路狂奔。
而從業內專家看來，以上還遠非問題的全部。
北京大學教授陸地認為，當前眾多娛樂欄目幾乎都是克隆，形式上互相模仿甚至抄襲，缺乏真正獨立的創意，不利于文化創新。
同時他還指出，同質化娛樂節目過多，擠占甚至取代其他節目類型，占用大量資源造成巨大浪費，使媒體不能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
胡智鋒也警告，衛視作為主流媒體，娛樂低俗化易產生的價值觀誤導，不能都看做無害，積累下來也能夠引發社會核心價值觀危機。
不難看出，創意克隆、內容低俗和事實上的被動接受，觀眾看似“自由”的“娛樂”選擇，已經在“娛樂至死”的口號下，成為了被“愚樂”的對象。
娛樂的過度發展恰恰為自己制造了難以突破的“瓶頸”和“門檻”。
其實，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有學者已經在分析“大眾文化”中所包含的純娛樂傾向時，指出了其文化文本的“貧困”問題，在人文精神的層面上，“華麗豐富，但又一無所有”。而時至今日，泛娛樂化帶來的“愚樂”盛行，讓這種文化文本上的“貧困”更加彰顯。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被“愚樂”的觀眾其實在人文精神的成長上已經不知不覺被“限”得牢牢的，而“限娛令”的發布，恰是針對當下的“愚樂”泛濫，不得不采取的一項反限制手段而已。
（編輯：曉婧）